全省“大包干”第一村——

  大名县万北村闯出幸福小康路

1979年11月23日相关报道。1979年11月23日相关报道。

  说起当年的“大包干”,大名县万北村村民杨胜利记忆犹新:“队里的晒场之前只堆4个麦秸垛,到了1978年,几十个麦秸垛一个比一个大,挨挨挤挤,晒场都盛不下了。”1977年,万北大队第一生产队(以下简称万北一队)悄悄搞起田间管理责任制,尝到了“大包干”的甜头儿。

  万北一队是全省“大包干”第一村,也是全国最早探索“大包干”的村之一。1979年11月23日,河北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两篇报道,一篇是消息《万北一队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另一篇是通讯《“金娃娃”落户记》。消息说:“大名县万堤公社万北大队第一生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后进队。从一九七七年秋季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后,粮食连年大幅度增产,很快变成了先进队。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六相比,粮食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一千多斤,总产由八万斤增加到二十八万六千斤。今年小麦亩产又由去年的五百五十斤增加到八百零一斤,总产由十四万斤增加到二十一万九千斤……”

  当年的万北一队队长董可志现在是万北村党总支书记,今年73岁了。“我们穷怕了,饿怕了,不‘闯’不行啊!”11月23日,记者在万北村见到了董可志,他说,那时麦子亩产才100多斤,别说交公粮了,连口粮都不够。他每天敲钟“上工”,钟声叮当响,社员懒洋洋,出工不出力的越来越多,实打实干的越来越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也想过办法。开始是换干部,换了好几轮,没改观。换干部不行就分队,结果情况更糟,不得已又合到一块。1977年夏天大旱,放着井却没人浇地,麦子又减了产。

  董可志和几个老党员一合计:既然“大锅饭”吃不饱,咱把地分包给各家干吧!干得好,多开工分,干得孬,少开工分。这样一来,户与户之间只有“比头”,再没了“靠头”。

  说分就分。过去要一天干完的活,分包责任田后,一个早晨就干完了。大家把积攒的老坑土和沤粪都用在了田里。深更半夜里,别的生产队早休息了,万北一队的社员提着灯笼,还在地里忙。

  半年过去,秋粮迎来大丰收。董可志伸出4根手指:“比上年秋季多收了4万斤!”第二年麦收,一亩地达到了五六百斤,比原来多了4倍。看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麦子,社员都“傻”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麦子,头一回吃上了白面馍。十里八乡都知道万北一队抱了“金娃娃”。

  “‘金娃娃’差点儿被扼杀在摇篮里。”董可志说,“有人批评我们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质疑声声,阻力重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春风’来了,我们头上的乌云才散了。”

  1980年,万北一队修改完善责任制,去掉工分,成为“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大包干”。1984年,董可志挑起万北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想:温饱解决了,得让村民富,“要想富,还得闯新路!”

  董可志决定办企业,先办了一个麦芽厂,后来原料供不上,停了。1990年,他们又办了一家饲料厂,结果销路一直打不开。像当年搞“大包干”一样,董可志说,必须闯,否则只能原地打转儿。

  得知跨国公司正大集团正在寻求饲料生产伙伴,董可志记不清去了北京多少趟,与正大集团有关负责人接触、洽谈,凭着执著、憨厚和诚恳,最终赢得认可,1994年建起了邯郸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从“土里刨食”到“市场掘金”,万北人钱包鼓起来了。如今,邯郸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年销售饲料3万吨以上,产值近1亿元,以万北村为中心,销售网络覆盖山东、河南等地。

  “每月工资3000多元。”村民董全喜在正大饲料当了10多年装卸工,和他一样,万北人几乎都在本村“上班”。大学生申丽红一毕业就回了村,“不单是我,我们村的年轻人都‘恋家’。”她感慨地说,因为万北村不比城里差。

  以正大饲料为龙头,近些年万北村发展迅速,养猪场、淀粉厂、面粉厂等6家企业相继建起,很多村民买了货车搞起运输。“我们村光小汽车就有40多辆。”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可成一脸自豪。

  村子不大,热闹繁华。五六百米长的街道干净宽敞,两侧是两层或三层的商铺,服装、百货、通讯……应有尽有。“除了本村的,还有不少外地人也到这里租店做生意。”杨胜利开着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市,最高时年收入20万元。4年前,他种了2亩多果园,林下养了500只柴鸡,一斤鸡蛋卖到12元,依然供不应求,“我准备再闯一把,通过土地流转把规模扩大。”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让我们更踏实了。”董可志说,国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来的日子一定越过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