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把17年前抗非典的行李箱，传给了上一线的女儿
2月2日，王婷临行前和父亲拥抱告别。2月2日， 66岁的山西长治退休医生王卫国，把女儿送离了家。
36岁的女儿王婷，是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也是一个8岁男孩儿的母亲。作为山西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员，王婷在这天 “出征” 驰援武汉。
送女儿登上大巴的那一刻，王卫国想起了17年前母亲坐着轮椅送别自己时的情景。2003年5月14日，他以长治唯一一批49人组成的救援医疗队成员的身份，坐上汽车，前往疫情严重的太原。
17年过去，在非典前线的细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当初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仍被王卫国完好保存至今。2月1日，女儿出发的前一晚，他把那个样式早已落伍的箱子找了出来，叮嘱女儿务必带去，也千万带回。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王卫国的对话：
2月2日，山西省长治市援助湖北医疗队合影。图片来源：长治卫健委官网
撂了17年的箱子又派上用场了
新京报：女儿去援鄂，你支持吗？
王卫国：姑娘这次是第二批去的，但我知道，第一批她就想报名了。
我们出身军人家庭，我父亲是军医，解放后转业去了地方医院。我弟弟是当兵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所在部队里第1批驾车冲进震中救灾的，拼了40天后火线入党。
疫情发生后，我跟姑娘说，你就应该去，一点犹豫都不应该有。因为第一，咱们是干这个工作的，第二，你是共产党员，党龄已经15年了，你不去谁去？
新京报：武汉疫情严重，你担心女儿的安全吗？
王卫国：要说我一点都不担心，那是瞎话。但我们家都是搞医的，大家对危险什么的都太清楚了，姑娘的单位又是个三级甲等医院，条件有保证，另外，我也关注新闻，电视上医疗队员们的装备比起我们当年抗非典那会儿，真是换了一个天地了。
好比说，我们当时穿的防护服还不是连体的，进隔离病房，套的是市面上买的长筒雨靴，又笨又重又闷，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你再看现在？再比如，我们当时连面罩都没有，就用普通眼镜抵挡飞沫，后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副乌克兰援助的护目镜，大家都稀罕得不行。
新京报：为什么要让女儿带上你当年的行李箱？
王卫国：2月1日，援鄂医疗队出发前一天，姑娘值了个24小时的班，晚上11点才回来，说第二天早上6点半要走。临行前，我交代她拿上我2003年抗非典时用的行李箱。其实我们家也有好箱子，但我明确告诉姑娘，这是我抗非典时用的，就带着它。
我们一批去的医疗队有49个人，当时单位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行李箱，大概24寸，布做的，灰白色，里头放了些防护用品和日用品。说老实话，因为是匆忙赶制的，质量并不好，上面啥标志也没有，就贴了一张红纸，写的好像是医疗队专用。
从太原回来之后，我就把它当个纪念品，撂到库房里边，再也没用过了。一放就是17年，没想到这回又派上用场了。
之所以让她带这个箱子，就是希望她记住，你父亲抗过非典，你现在去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有信心，肯定能凯旋归来，不怕。我还特地嘱咐她，你回来的时候，其他东西都可以扔掉，但这个箱子哪怕它再破再烂，都必须给我带回来。
17年前，母亲说，你走吧，注意点安全
新京报：你当年为什么要去抗非典一线援助？
王卫国：那会儿我是我们医院（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放射科的副主任。当时北京、太原、广州三地疫情最严重，太原病人多，收治不过来，省卫生厅发电令，命令我们医院在24小时内组建一支49人的医疗队，我记得从报名到出发不超过20个小时。情况紧急，我又是放射科的投照技师长，就主动请缨，带着我们科另一个技师和大夫去了。
新京报：去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王卫国：大家都不轻松。疫情初期，由于对病毒认识不足，防护不够，省里医院牺牲了一位急诊科的主任，还有两个放射科的同行感染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告诉家人这个消息的？
王卫国：我报名时没和家人商量，当晚到家才告诉我爱人，第二天就要走。当时我姑娘还在上大学，我去了太原以后她才知道。
我母亲退休前也是我们这所医院的医务人员，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家属院，当时时间仓促，她身体又不好，我怕她担心，就没和她说。第二天出发前，我们单位搞了个简单的欢送仪式，没想到，我母亲坐着轮椅，被我们院小儿科的邓主任推过来了。起初母亲埋怨我，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她，我说来不及了。母亲说，那你走吧，注意点安全。对话很简单，因为都是搞医的，大家心里边都明白。
17年前，王卫国的母亲坐在轮椅上送他去太原抗击非典一线。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当初在太原抗击非典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王卫国：在太原，我们支援的市第四人民医院是一个传染病医院，当时太原各大医院都有非典病人，但是它是个重点医院，人手非常紧张。到了那儿，我的工作就是给ICU的病人拍胸片，每个非典病人隔2-3天就要拍一张片子，以观察病情的变化，调整用药。
我们的工作其实危险性很大。但凡住进ICU的病人，生活都不能自理，拍胸片的时候，为了减少医护人员的感染，通常就投照技师一个人在里边操作。患者是仰卧位，我就得脸对脸地帮病人摆正位置，碰到胖点的病人，要帮他坐起来，在脊背后边放好X光片，再帮他躺倒挪动，可累了。
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了病房我们就得消毒，衣服一层一层地脱，因为防护服密不透气，每个人都是满身大汗，回了住处必须得洗个澡。
新京报：那一个多月拍了多少张片子？
王卫国：我真记不住了，也不能瞎说，反正不少。17年了，我也没想到17年后有人会问我这个数字。
新京报：当时觉得害怕吗？
王卫国：也没什么害怕的感觉，我们队的49个人，不管男女，包括我们年轻的小护士，大伙每天下班开着玩笑就走了。这次疫情来了，有很多医院系统外的朋友问我怎么办，我安慰他们说不怕，但是这个不怕不是让你随心所欲，你勤洗手戴口罩不串门，怕啥？
“不能这边再儿女情长吧？”
新京报：你去送女儿了吗？
王卫国：姑娘出发前一晚，我其实一宿没睡。2月2日一大早，因为我爱人要在家里看小外孙，我和女婿一块儿送的姑娘。6点多出发，天还黑着，开了车灯，一路上大家都没怎么吭声。我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顶多嘱咐她多注意防护，其他也就不说了。
7点到了姑娘单位，院领导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我们再继续把姑娘送到集合点，差不多9点，姑娘就坐上大巴去太原了。听说有的护士凌晨还上着班，早饭都没吃就出发了。
直到临行前，我和姑娘才互相嘱咐了两句。我说，你多注意。她说，你在家跟我妈保重身体。我说，没问题，给你看好小孩子，安心走吧。他们都着急着赶去太原和省里其他的医疗队会合，告别的时间很短很短。
临上大巴，姑娘突然转身抱住我，哭了起来，我都来不及反应，安慰她，别哭，坚强点。当时现场乱哄哄的，喇叭、发动机都在那儿响，她的同伴也催她快走，姑娘再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清。目送他们离开后，我和女婿才回家。
我们家是很传统的中国家庭，起码成年以后是没抱过的，连结婚时也没有。
新京报：送女儿走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王卫国：我的想法很单纯，就希望姑娘快去快回，但要说是不是后悔让她去，没有，从来没想过，到现在也没有。
新京报：女儿到了武汉后，跟你们联系了吗？
王卫国：姑娘下了飞机，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她到了，一切都挺好。凌晨1点，姑娘说他们在宾馆，马上要培训了，至于几点结束的我也不太清楚。我理解，疫情这么紧张，哪还有心思四平八稳睡觉？肯定是连轴转的嘛。
这两天，姑娘信息发得更少了，偶尔吃饭的时候拍个吃的照片丢进家人群，一句话都不说，看得出来他们时间很紧张，吃完就得走。
新京报：你们会主动给她打电话吗？
王卫国：姑娘跟我们约法三章了：不能主动给她打电话，不能主动跟她视频，只有她闲了才跟我们联系。我也理解，你在有病毒的病房里边，有可能接手机吗？
2月4日那天，有记者来采访我，要求我跟她联系一下，我说我不敢。记者自己拨通了她的电话，话没两句，姑娘说我现在马上要进病房了，就挂了电话。我知道，咱们山西这支医疗队去了是跟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在一块儿的，中日友好医院很有名的，如果来回接电话，人家会低眼看你的：你啥人？来工作来了还是打电话来了？所以她一进病房就关机。
从去了到现在，别说10分钟，姑娘1分钟的电话都没跟我们打过。也对，既然去了那儿，不能这边再儿女情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