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 记者 黄汉城文/图 羊城晚报 记者 黄汉城

  文/图 羊城晚报 记者 黄汉城

  在中国,有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妇不少,一些家庭绕过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用私下“借精”的方式“造人”。

  以“捐精”“不孕”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可以找到数百个聊天群。捐精者和求精者就潜伏在里边。近日,记者假扮成“求精者”混进多个群里,逐步揭开了这股地下暗涌。

  算好排卵期、半小时搞定、以五次为限(这一群人奉行的“规则”之一)……表面上看,地下捐精很简单。实际上,这里涉及了法律、伦理和生理上的多重风险,对双方而言,很可能打开的是个令人苦恼的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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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精者讲述

  年近30岁的“阳光大男孩”: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点血脉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在深圳一家快捷酒店的房间里,年近30岁的胡思有些局促不安,试图用笑话打破弥漫在空气里的尴尬。对面,是一个年长他几岁的上海女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2013年夏天,胡思在上海一个捐精群里认识了一个32岁的女子。该女子与丈夫开公司,经济条件很好,但男方在生育方面有问题。考虑到去医院做人工授精程序繁杂费时间,轮候一年还不一定能成,在丈夫的默许下,女人打“飞的”到深圳,直奔之前订好的酒店,接受胡思的“捐精”。

  折腾几回后,上海女人趁胡思洗澡时,把一个五千块的“红包”悄悄塞进他的包里。

  记者通过一个名为“真诚捐助孕借种求子群”的聊天群联系上胡思,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脚踏NIKE的运动鞋,还背着一个斜挎的黑色单肩包,坐在肯德基一个角落里喝着可乐,一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我在公司做内审稽查的,就是企业内部可能有腐败行为,查查这个消耗是怎么来的。”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做了开场白。

  14年前,高中未毕业的胡思走出老家,南下深圳闯荡,在工厂里做过普工,捉襟见肘时还睡过两次天桥。后来,他参加成人高考,拿下大专文凭,现在有了一个准备结婚的女朋友。

  接受胡思“捐精”的上海女人后来说她怀孕了,胡思说:“其实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自己的宝贝被人偷了似的,感觉失落,又感觉自己很有成就。”胡思摆了摆手,以表达内心复杂的心态。

  直到如今,那个五千元的红包还放在胡思的抽屉里。胡思向记者说:“我想可能是她不想欠我的,其实我也没觉得她欠我的,只要对小孩好就行了,红包在我这我反而觉得欠她的。”

  “孩子老了也不养你,你不是白忙乎吗?”记者问道。

  “伦理上不是我的,但科学上来讲是我的一部分,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后代。”胡思笑着,露出了一排白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