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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日记》一个儒者的奔走静思

A-A+2014年9月22日10:02南方都市报评论

梁漱溟(1893-1988)梁漱溟(1893-1988)

  今年8月,《梁漱溟日记》校勘单行本首次由世纪文景出版。日记原稿为梁漱溟现存的全部日记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记录了梁漱溟从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个人生历程。除重新校订文字之外,增补了注释、编制索引、新配插图,并为每一年日记撰写了导读和大事记。梁漱溟在学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左右写成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出版便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使其成为彼时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为文化学者,梁漱溟极其关怀民生社会,作为思想家,他又讲求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记》还原了这位儒学大家的知与行,学与思。近日,南都记者有幸采访到梁漱溟次子、年届86岁的梁培恕先生,通过解读日记里吉光片羽的记述,折射出一段由学者亲眼见证、切肤体验的矛盾人生、沉重历史。

  乡村建设“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这个选择被胡适认为是“发神经”。

  据梁培恕回忆,北伐前夕国内的气氛非常“左”。孙中山“以俄为师”,请了苏联顾问,共产党又接受第三国际的指令,集体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国民党党籍”。

  梁漱溟也在旧交李济深等人的劝说下由北平来到广州。虽然广州的确是一片新气象,但他发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上层政治要以社会民生做基础,中国人要找到民族的出路,只能从自己的社会来找。他的想法是要从农村做起。

  “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国的优点要保留,同时西方社会的优点也要吸取。他当时想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他们一部分的民主制吸收到中国来。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中国古老的社会风习。”梁培恕说。

  由于其主张为他的学生所支持,梁漱溟先在广州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农村工作人员。这个训练班比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要早,巧的是二者都将校址定在广州文庙。

  后来由于政治空气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梁漱溟刚刚开始的实验被迫结束。随后,他又到河南南阳参与当地“村治学院”的建设,直到1930年,“村治学院”随韩复榘迁往山东邹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落脚于此。

  《梁漱溟日记》是从1932年开始的。那是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邹平县的第二年,院长为梁仲华先生,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以教学为主要任务。这段时间日记极为简略,每日只有寥寥几字,从中可见作者为了研院初建而四处奔走。

  比如,仅7月一个月份,就赴上海三次,赴无锡、南京、天津、杭州各一次。如此辗转腾挪,为的是招募人才,又去四处演讲,介绍自己乡村建设理论。

  1933年,梁培宽、梁培恕随母亲也来到邹平定居。梁培恕告诉南都记者,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两派人,一个是河南派,一个是支持梁漱溟。“河南派实干起家,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他们总想乡村建设就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土豪干掉。我父亲又太理想化,他觉得所有的改变,都要在人身上扎根,才是真的改变。如果只是改了外貌,穿上西服,打上领带,难道就是洋人了吗?”

  梁漱溟认为,农村的改造要从教育入手。而他教育的对象,并非黄发小儿,而是农村里扛大梁、管真事儿、做决定的中年人。如果这群人赞同乡村建设,底下的事就好办了。此外,他也反对以行政手段命令农民,认为一切行动都需自发自愿。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却令人扼腕。生产相关的改革容易行得通。农民以前不知道种棉花,种了棉花后收入增加了,便纷纷要种棉花。其他的方面,梁漱溟真正热心的社会改造,农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根本抵制。梁漱溟沮丧地总结说:“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后来他跟毛泽东说起来,毛泽东就说你这条路根本没走对。你要用土改他就动了。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在行动上起作用的,是经济力量,是利益。这是一个太浅的道理。”

  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改,以“斗争”的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土改后不久,接着又搞公社化,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回。

  “毛的这条路一度看起来很成功,最后还是不行。不行的结果,后来就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现在说改革开放如何好,其实也是发动最原始的动力。经济,看得见的实际好处,最能打动人心。”梁培恕说。

  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日记从1932年起,至1937年止。乡村建设运动随着日军侵华而告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研读《梁漱溟全集》已有十年,她认为,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一生最主要的事功。吕新雨回忆:“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说‘我不喜欢哲学’,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一生主要是做乡村运动,没有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学者。”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最后是失败的,日本人一来,他的乡村建设就垮掉了,校长都被老百姓枪杀了,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打击特别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两个层面作战,比如他批判胡适先生,同时又批判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乡村革命这一套也是对乡村的破坏,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乡村破坏史。他是一个抱着天下观的儒家,但是他做了一辈子的事是要救国、建国。”吕新雨说。

  国共斡旋 毛泽东“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1938年起,梁漱溟开始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奔走。是年初,梁漱溟赴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这一年的日记很简略。

  访问延安之后,梁漱溟于1月25日返西安,29日离西安,30日到开封。5月5日去曹州,应聘为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每日到司令长官部与李宗仁晤谈,如是者近月。

  说起抗战时期的国共联盟,梁培恕认为:“内战结束之后才有的抗日。中国人还在互相打的时候怎么抗日呢?在红军从江西苏区离开进入长征的阶段,他们喊了一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很有感染力的。大家同是中国人,所以国民党不应该打共产党。”

  “这个口号再引申一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应该打谁呢,打日本人。当第二句话因为‘西安事变’成为事实的时候,日本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因此有了‘七七事变’。”梁培恕说。

  “这时候,我父亲有了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不统一。现在既然有了共同纲领,有了政治上的互相承认,还应该对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有一个共识。他1938年去见毛泽东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如何巩固现在的团结,如何展望将来。”

  而毛泽东的回答是:“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梁漱溟去延安,是要观察中共是不是真正地放弃了内斗。“他看的结果是,大体上是真实的,恐怕从远处看还是不行。对于蒋和毛来说,他们心里始终有一个问题,现在我对你如何,将来我又会对你如何。因为他们彼此为敌太久了,这个问题在心里赶不掉的。”梁培恕说。

  吕新雨也认为,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过渡到他的乡镇思想,这其间的勾连和转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他在乡村建设失败之后,介入中共和国民党的谈判斡旋。他强调是团体的思想而不是党派思想,他反对用党派代替团队。军阀混战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封建主义的问题,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整合,所以他讨论革命党和一党的论述,这是他三四十年代特别重要的思想。”

  1939年初,梁漱溟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进出于敌后游击区域约八个月。同行者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建三、翟茂林、张荫平等。梁漱溟当时未记日记,日后根据回忆整理出的《敌后游击区行程日志》,读起来像战地小说般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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