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又叫番薯、甘薯、朱薯、金薯、红芋、红苕、番葛、山芋、地瓜、地蛋……在现代中国，它拥有十几种别称。

　　红薯作为一枚普普通通的块茎类食材，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别称，正是因为种植面积太广的缘故。从海南到东北，从江浙到甘肃，不管哪个省份都能见到红薯的身影。它的种植区域覆盖了所有的方言区，不同方言区的人民用不同的方言来称呼它，于是它就有了很多别名。

　　其实它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并不算长，特别是在北方的某些省份，红薯完全是刚刚冒出来的新面孔。

　　北方种植红薯的历史很晚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对军机大臣说：“河南近年屡经大旱，庄稼缺水，颗粒无收，灾民遍地，饿殍遍野，这是朕的罪过，也是你们军机大臣的罪过。我听说福建那边盛产一种名叫番薯的东西，这种东西既能充饥，又能耐旱，不知道能不能在河南推广一下。如果推广成功，或许能成为河南老百姓的救命粮，缓解那里的灾情。我已经下旨给福建巡抚，让他培植一批番薯秧苗，派人从水路紧急运到河南，交给河南巡抚下发民间……”(参见《乾隆实录》卷1232)

　　通过乾隆这段话可以得知，距今两百多年前，河南应该还没有人种植红薯。即使有，也一定是零星种植，尚未得到大面积推广。

　　红薯在陕西的历史更为短暂。

　　据建国后编印的《陕西省志》描述，红薯在乾隆年间被引进到陕南，在嘉庆年间被引进到渭南，但一直都是零星种植，直到新中国成立，陕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没有听说过红薯。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红薯才得以自上而下地由官方正式推广，然后迅速普及到陕西全省。

　　明朝以前无红薯

　　翻查古代文献，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红薯的。

　　陶毂《清异录》记载：“岭外多薯，间有发深山而得之者，枚块连属，有数十斤者，味极甘香，人多自食，未尝货于外。”说是广东山区多有野生薯，重达几十斤，味道很好吃，当地居民拿它当食物。这种薯不是红薯，而是一种攀援生长的巨型山芋。

　　五代十国时期，蜀国君主孟昶每月初一喜欢吃素食，每回吃素必定要吃完一整盘薯药，他吃的薯药也不是红薯，而是山药。

　　《西游记》描写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西梁女国设宴款待，一大桌子很丰盛的素斋，食品包括蒸饼、糖糕、蘑菇、香蕈、笋芽、木耳、黄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萝菔(即萝卜)、黄精、芋头、山药，没有红薯。

　　明朝以前出版过一大批地方志和类似地方志的著作，诸如《咸淳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宝庆云阳志》、《岭外代答》、《岭表录异》等等，这些文献里统统见不到有关红薯的记载。

　　红薯来自美洲

　　跟辣椒、玉米、土豆、烟草、花生等等作物一样，红薯不是中国的土产，它来自美洲，也是哥伦布大航海之后发现的新物种。

　　哥伦布在15世纪末年发现美洲，随后欧洲殖民者把美洲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美洲的红薯因此随着殖民者的脚步先后传入欧洲、东南亚、日本和中国。

　　16世纪中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进入吕宋岛，一边掠夺当地物产，一边把吕宋岛当成贸易中转站与中国通商，一边推广种植红薯。大约在公元1570年前后，红薯已经在吕宋普及，漫山遍野都是红薯藤，土著们随地掘取，补贴粮食之不足。

　　中国与吕宋贸易已久，在南宋，在元朝，在明朝前期，中国的商船一直往返于吕宋和沿海各港口之间，有些商人会在吕宋定居下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为现在所说的华侨。

　　华侨在吕宋岛上见识了红薯的优越性：耐干旱、耐贫瘠、易移栽、易繁殖、营养丰富、味道甘美，于是就把红薯带回中国。

　　谁是引进红薯的第一人

　　关于红薯引进中国的经过，有一个流传最广泛的传说。

　　说是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有个名叫陈振龙的读书人，科举不第，转而经商，往来于福建和吕宋，曾经在吕宋长期定居。

　　陈振龙在吕宋发现红薯“随栽随活”，就从红薯藤上截取了几尺茎叶，切成小段，想把它带回福建。当时统治吕宋岛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红薯出口，不让中国商人带走。陈振龙心生一计，他把红薯藤的小段编到缆绳里，混过西班牙人设置的关卡，经过七天七夜航行，终于把红薯带回了祖国。这一年是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

　　回国后，陈振龙在自家周围空地上试种红薯，大功告成，于是向巡抚衙门打报告，禀明红薯的良好习性和种植方法，请官府推广它。地方官从善如流，表彰了陈振龙的善举，并下令推广种植，从此红薯在中国扎根。

　　这个传说出自陈振龙后代编著的《金薯传习录》，该书记载红薯引种与推广经过甚详，应该属实。

　　但是来自福建的陈振龙未必是引进红薯的第一人。

　　广东人最早引种红薯

　　嘉靖年间成书的《广东通志》物产部分记载，广东薯类植物包括红薯、甘薯、甜薯和山薯。当时说的红薯并不是现在的红薯，但甘薯则极有可能指的是红薯。《广东通志》成书于1558年，如果该书里的甘薯确指红薯的话，那么在福建人陈振龙在1593年从吕宋往福建引种红薯之前，就已经有广东人引种红薯了。

　　成书于宣统年间的《东莞县志》物产部分有更详细的记载：早在万历八年，也就是公元1580年，一位名叫陈益的东莞海商把番薯(即红薯)引入国内。

　　如果说《东莞县志》成书较晚，可能有编造的成分，那么请看明朝史学家苏琰在《朱薯颂》里所写的一段话：“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之薯者十之七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万历十二年和万历十三年之间，福建泉州的海商于南澳岛上作短暂休整，在岛上发现了红薯，遂引种到晋江县灵水乡，进而推广到临近乡村。后来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和万历二十三年之间，泉州闹灾，粮食欠收，只有红薯依然丰产，泉州的大部分农民靠红薯挡饥，安全度过了自然灾害。

　　万历十二年即1584年，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根据苏琰的记载，在1584年年底和1585年年初的时候，泉州海商从南澳岛上引种了红薯，这一时间依然比陈振龙从吕宋引种红薯要早八九年。

　　另外我们知道，南澳岛以前分属闽、广，现在属于广东，既然泉州海商是1584年和1585年之交在南澳发现红薯的，说明广东居民引种红薯的时间一定早于1584年。据此推论，《东莞县志》里东莞海商陈益早在1580年就从吕宋引种红薯的记载应该属实。换言之，从现有文献来看，红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是传说中的1593年，而是1580年；最早引种红薯的大功臣也不是福建人陈振龙，而是广东人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