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陈超

　　送别

　　11月2日，华北平原告别数日的阴霾，天空明净，阳光灿烂。来自各地的人们奔赴石家庄，为陈超送行。这些人，有陈超的学生，有素不相识的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

　　遗体告别仪式前，诗人们在殡仪馆的院子里朗诵陈超的诗。以诗歌批评家享誉诗坛的陈超，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后者的身份一直隐秘。在多年前的一首《沉哀》中，他写道：“今天，我从吊唁厅/推出英年早逝的友人/从吊唁厅到火化室大约十步/太阳最后照耀着他，一分钟”，太阳在这一天也最后照耀着他。

　　在陈超曾经工作的地方——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门在教工之家设了追思堂，风尘仆仆的人们从各地赶来，鞠躬、默默垂泪。他们有的上过他的课，有的看过他写的诗评，在一个诗歌散发微弱光芒的时代，他们通过他的努力感受到诗歌的美好。而这天，诗歌的美好还在，斯人已逝。

　　突发：一切都结束了

　　在老友辞世几日后，诗歌批评家唐晓渡还沉浸在悲痛中，“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这句话唐晓渡轻轻地说了两遍。

　　10月31日上午9点半，他接到了陈超妻子杜栖梧的电话，“晓渡，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唐晓渡的心一紧，“什么？”“陈超出事了。”“对不起，你再说一遍。”小杜又说了一遍，“小杜请你再说一遍好吗？”小杜又说了一遍。“现在情况怎么样？”“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小杜在电话里和唐晓渡说的最后一句话。

　　唐晓渡认识陈超三十多年，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但他恰恰不愿意谈自己的病。”唐晓渡最后一次见到陈超，是今年五月底在杭州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上，他发现老朋友看起来不大好。多年前，陈超是个很强壮的人，五六年前瘦下来，而这一次见到，唐晓渡觉得他瘦得有点过了，“他说在游泳，我说你脸色不好，要不要查一查，他说，有时候睡眠不太好。”唐晓渡记得那天他们聊天到凌晨三点多，谈诗歌，陈超谈性很浓。散会后的那天，他们在西湖边散步，还有其他的朋友，当时陈超很活跃，还开玩笑，“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能自我消解。”

　　“但这几年他的精神状态是下行的，他的话没有以前多、兴致大不如前，尽管好朋友之间还是活跃的。”唐晓渡回忆，10月29日中午曾经打过电话给陈超，问他来不来参加一个活动，“他说不来了，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想了想说，反正不舒服。”

　　“我们以前打电话起码会谈个四十分钟，有时两个小时都有，但这次显然他不想聊，有一句说一句，他从来没说起自己的精神状态，我问他老太太怎么样，他说，就那样，还行吧！最后说到孩子，他说不好，又开始打胰岛素了，最近血糖又上去了。我们聊了十几分钟就挂了，他说他再打给我。我当时觉得有点异样，这是我们之间打电话第一次这样。但我想他恐怕有事，没有深想，他后来也没有再给我回电话。”唐晓渡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

　　十月中旬，陈超的最后一本诗论文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下了印厂。10月27日休假回来，责任编辑张雅秋开始给陈超打电话，要将新书快递给他。手机无人接听，第二天她再发了短信，没有回，再打，显示不在服务区；再后来，是关机。

　　陈超的博士生崔立秋在30日晚上还给导师打过电话。“晚上7点半，我给陈老师打电话，手机关机，打家里座机，老师接了，声音虚弱，从来没有过。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虚弱，他说最近状况不好。我说想去看他，他说，别来，我需要休息，不能激动。”崔立秋当时感觉不太好，放下电话，又给其他人包括另一个陈超的学生，同在河北师大中文系任教的李建周打了电话，相约过几天去家中看陈超。可就在当天晚上，事情发生了。

　　师者：讲台上的王者

　　在陈超的友人和学生心目中，他是与虚弱不沾边的。在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个黝黑、没有丝毫文弱书生气的读书人，甚至俨然是一副煤炭工人的模样。作为河北师大的明星教师，陈超的课据说是需要提前占座的，有时甚至会吸引普通市民前来旁听。

　　崔立秋第一次感受到陈超的风采是在本科时偶然听到的讲座，之前对诗歌停留在古体诗认识的他通过陈超的讲述，认识了食指、芒克、多多、北岛、顾城这些名字。后来保研后，他选修了陈超的《生命诗学》课程。1998年开学，小教室里十来个人，第一堂课陈超讲的是海子的《亚洲铜》，“他的解读完全不一样，让我真正进入诗歌。”

　　“他不在乎奖项，也不报项目，不填表格，很多时候是其他学生替他填，他是真正喜欢诗。在课堂上，他像一个王一样。”崔立秋说，陈超一定不喜欢他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诗歌是一个王国的话，在我心中，课堂上讲课时候的他就是一个王。”

　　但今年六月以来，陈超开始出现耳鸣，由耳鸣发展到失眠，后来发展成脑袋里都是声音，一开始是电冰箱的声音，后来是马达的声音，不能读书，不能写作，最后不能上课，去医院看了，但效果寥寥。每次上课都是妻子开车送他到学校，等上完课再接他回家，上完课陈超常常是一头汗，对妻子说，“你看我讲了什么呀！”

　　出事前两周，陈超上课中间会发生短路，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了什么，在说什么，要说什么，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沮丧。“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他的课非常受欢迎，对教学效果的期待，学生的反应，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下子不能讲课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唐晓渡道。陈超去世前两周，他妻子打电话给学校希望停课，想要专心治疗。

　　“他为这事焦虑，觉得是给系里添麻烦了。”在唐晓渡看来，陈超是一个特别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陈超来北京时大都会到唐晓渡家里住，经常是下午过来前先在外面吃碗刀削面，“我说你过来吃晚饭吧，他说我吃过了。他很早起床，我还在梦中，他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就走了。”

　　“在他面前，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李建周这样评价。学生眼中的这位敦厚长者，是个特别包容的人，崔立秋回忆，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文章，文章批评现代诗的小众，“陈老师开玩笑说‘看你这文章不像是我的学生’，但他其实是特别包容的人，从来都是鼓励学生，让自己发展。我选他做博士生导师，我并没有研究他熟悉的诗学研究领域，而是做小说研究，他总是从怎样对你更好的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