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作品《鲁迅》

　　“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

　　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但是，旗手的账，总不能算作“变天账”罢。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 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 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