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邂逅村上春树的小说，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其时我留校任教未久。还记得是毕业分配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日本文学、并兼做杂志《外国文学报道》(该杂志现在好像已然不复存在)日本文学相关编辑工作的郭洁敏同学(现为上海社科院教授)约与我一同留校的班长王建康同学(现任日本千岁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图书馆长)写一篇评介村上新作《围绕着羊的冒险》(羊をめぐる冒険，上海译文出版社后来推出的中文版译作《寻羊冒险记》)的文章，不承想因为与建康兄先做同学后作同僚、自然走得极近的我也沾到了光，有幸领略了一回村上文学的风采。想到讲谈社推出该书单行本是1982年10月间的事(此前虽曾在《群像》上全文刊载，但引发海内关注，想来当是在单独出书之后吧)，而到国内对此有所反应理当需要一些时日，因此时间推算起来应当是在1983年之后，同时既然自命“报道”，势必须得讲究时间性，故至迟应当不晚于1984年。

　　在那之后，有很长一个时期与村上文学没有发生交集。究其原因，便在于我这个人的无定力、易分心，就像日本人说的“気が多い”，英国人说的“like a rollingstone”，一会儿鼓捣一篇讨论和歌的文章，一会儿又炮制一篇议论日本“汉诗”的论文，还做了好些于今不太好意思再提的事儿，而日本现当代文学则是混饭吃的家伙，自然也读了不少，但就是没有再读村上春树。

　　再次与村上文学产生交集，是在1989年去早稻田留学之后了。记得第一天，当时担任早稻田大学国际交流课科员、几年前在早大总务部长任上提前离职引退、钻进镰仓山里过起了隐居生活的伊藤孝兄领我去拜见导师竹盛天雄先生。天雄师听我汇报了研究学习计划后，用他那一贯的飘悠轻忽的语气作了一句评论：“じゃ、死に物狂いで勉強するもんだな(那可得玩命儿地苦读喽)！”算是提前慰劳吧，当晚便领了我去设在大隈庭园内的教职员餐厅“大隈会馆”里吃饭喝酒，后来我也曾一次次地与天雄师、与其他各位师长、同窗光顾过那里。当时的大隈会馆乃是旧式木结构的平房，在我的印象中是个颇显简陋却又韵味十足的和风建筑，早稻田的老师们会友待客、交流联谊的场所，比起现在新大隈会馆内机能类似的“楠亭”来，内部面积可要大得多了。这座见证了早大的沧桑历史、留下了无数故事与记忆的建筑，惜哉后来为了新建瑞嘉饭店(Rihga RoyalHotel Tokyo)和新大隈会馆而遭到拆除，功成身退，竟连一缕痕迹也没有留下。

　　后来的那些日子的确如同天雄师所预言的，学习强度之大，近乎“玩命儿”。不过，玩命之余，倒也并非全无时间读点闲书。《風の歌を聴け》(上海译文版作《且听风吟》)就是在这期间读到的。从我客寓三年半的早稻田奉仕园后门走出去，便是早稻田大街，大街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许多旧书店。如今其中的大部分都经过了翻修改建，楼宇变得高大、气派、整洁、明亮得多了，但印象中当年的书店数量似乎要多于现在，氛围好像也更温馨。那本《听风曼歌》是花了100日元(定价230元，含税)买来的文库本，我觅到它时，它正挤在众多百元文库本堆里，立在店门口的货架上。之后又陆陆续续购得了《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许多村上作品，闲时读来玩。《挪》是在千叶县柏市的车站二楼检票口临时设置的旧书摊上买的精装本，第一版，只可惜已是第二十四刷(1988年10月14日)了——距第一刷(1987年9月10日)仅仅过去十三个月，由此亦可窥知其受欢迎的程度——上下两册分别为大红大绿的书皮，各索价仅210日元(定价1000日元。彼时日本尚无消费税，消费税于翌年始征)。《海》则是在水道桥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旁的那家大书店里买的新书，2002年9月10日发行的初版，上下册皆为1600日元，不含税。其它有精装亦有文库本，以文库本居多。这些书今天仍躺在我的研究室书柜里，不时地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做出些贡献。

　　想当年徜徉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时，倒从未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动笔翻译他的作品。2007年初，“放歌归去也，挥手向吾乡”，我告别了侨居一十八载的东瀛，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没想到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又与村上文学产生了第三次交集，而这一次在内容上，相对来说远为浓郁——阴差阳错地，我竟开始译介起村上的作品来，并因此身不由己地，对海内的村上文学“受容”也不得不稍加关注，于是乎便有所发现了。

　　首先，海内村上理解的主流，是将村上春树视为“小资教父”，将其小说定性为“小资文学”。这样的认识理解，表现出了截然不同于别一语境中的阅读者们的“中国特色”。其实众所周知，“小资”即小资产阶级一词，在以文革为高潮的毛泽东时代，也曾经广被使用，只不过那时候它是一顶令人望而生畏、避之犹恐不及的“帽子”，人人都害怕原先是支部书记们、后来则是红卫兵小将们不知何时便会冲将过来，把它扣到自己脑袋上，给自己、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小资”一词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革命的对象了，甚至变成了众多年轻人，甚至众多“非年轻人”，所向往、追求的称号，成了某种人生态度、政治态度的表达与张扬。但是在同时代的日本，亦即村上春树时代的日本，甚至并不拥有“小资”这个语汇。诚然，史上曾经有过“プチブル”一词，读音如“普齐布鲁”，乃是petit-bourgeois的音译短缩，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小资产阶级”，不过在日本它已经几乎变作了“死语”，无人使用。名词的不存在，意味着概念的阙如，因此日本读者阅读村上，在其笔下的主人公身上是看不出“小资”性的，而村上春树本人在创作时，由于同样的理由，恐怕并无勾勒塑造日本“小资”的动机——当然，正如罗郎·巴特宣告的：Les audeurssont morts. 作者死了，读者拥有解读文本的充分自由。而对文本的误读，尤其是对外国文本的误读，其实也每每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甚至有时恐怕还有某种策略性在水面之下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而阅读，其本身有时也可能是一种表达，甚或是一种创造，亦未可知。不过尽管如此说，但误读毕竟是误读，对此我想还是应当有所认识，有所自省的。

　　还有一种解读，在我看来也颇有误读的感觉，就是断定村上春树“无非是个畅销书作家”，村上文学不过是“大众文学”而已。我甚至觉得这与他再三与诺奖失之交臂是否有些干系，同时这误读与“小资”论只怕也不无关联，且村上春树本人的写作战略未获充分理解，应当也是原因之一。他曾多次表明，自己文学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在“大众文化”(这四个汉字非笔者翻译，是他自己使用的，他并且还在旁边注上了一行片假名：ポップ?カルチャー，这是英文pop culture的讹音)的构造(他又在旁边注了一行片假名：ストラクチャー，这次是英文structure的音译)中，塞进“纯文学”的内涵。两者结合的成功，为其作品赢得了前无古人的畅销，但同时也让许多人，包括许多“职业读者”即学者及批评家，也一味地将目光倾注于其“大众文化”的外衣，影响了对其“纯文学”内涵的评价。其实，倘如不带先入之见地细细读来的话，是应当能够发现村上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三次交集，我与村上文学的关系愈加深化，一发而不可收拾，下个月即12月6日，甚至要在我任教的大学主持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就叫“村上春树与中国”。届时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守教授、藤井省三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的后起之秀MichaelEmmerich教授以及两名大陆知名学者都将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可算作我邂逅村上春树文学以来的一桩盛事吧。

　　施小炜

　　2014年12月7日于杉达苑安得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