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精英的、学院的、知识化的“诗人之诗”，现在只是自媒体平台诗歌传播的一部分，而类似于朗诵诗、爱情诗的浪漫主义色彩鲜明、抒情性强的诗歌则在更大程度上被大众广泛转发与阅读，尤其是那些抒写亲情、友情、爱情的诗歌，更容易迅速传播开来。

　　“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这种划分虽不甚准确，但的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汉语新诗自发轫以来诸多未解的难题。今天，随着微信等移动终端的诗歌平台与大众之间越来越迅速、及时、开放、自由的“信息数据共享”与“交互性对话”，重提“诗人的诗”与“大众的诗”的关系问题，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我们理性认识和反思当下的诗歌生态。

　　从“诗人的诗”及其场域来看，我们现在一方面有的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诗集(包括各种民间出版物)、诗选、诗歌类报刊的出版，诗歌朗诵会、大型诗歌节、小团体沙龙、跨界诗歌的公益活动以及采风、研讨、颁奖等形形色色活动的频繁举办，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以及“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不仅是纸媒传播，之前以诗歌网站、诗歌博客为媒介的电子化传播大多也仍局限于诗人和专业读者内部。以至于有人在问，孔子倡导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教传统，今天何以传承？还有人在问，新诗产生100年了，为什么想找到一本属于孩子的诗集依然那么困难？新诗创作和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人的文化生活？

　　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空间的诗歌传播给出了一些出乎诗人意料的答案。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现在订阅量比较大的诗歌微信公众号，其制作者并非都是专业的诗人和诗歌从业者(比如诗歌报刊编辑、出版人、诗歌评论家、大学的文学教授)，而更多是由普通人来参与完成的，他们在以最大的自由度理解和接受诗歌。这种自由度不仅体现为筛选范围的扩大(古今中外应有尽有)，还尤其体现为对诗歌美学理解的多元。可以说，因为挣脱了美学上、思想上和文学史意义上的条条框框，普通人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用订阅和转发来“投票”，选出了那些最能接通他们情感的诗作。

　　比如，现代诗因为受到经验、智性、深度和戏剧化叙事的影响，已经更多体现出适合“思考”的特征，诉诸公众直接感官的抒情诗、朗诵诗正在大面积萎缩。这其实也是诗歌大众传播的障碍之一。而现在，自媒体传播却使得以往精英的、学院的、知识化的“诗人之诗”只是作为微信平台诗歌传播的一个部分，类似于朗诵诗、爱情诗的浪漫主义色彩鲜明、抒情性强的诗歌则在更大程度上被大众广泛地转发与阅读，比如泰戈尔、聂鲁达、仓央嘉措、徐志摩、余光中、席慕蓉、舒婷、海子等人的诗作。尤其是那些抒写亲情、友情、爱情的诗歌，显然更容易迅速传播开来。

　　在接受方式与阅读条件上，较之传统的纸媒传播，微信等移动终端也显然更贴合诗歌的本质，无需正襟危坐地潜心研读，而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心领神会”。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着“读屏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已经很难挤出长时间段来阅读长篇小说那样的大部头，而诗歌这种抒情短制恰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低头族、刷屏族们以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和共鸣。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诗歌的阅读时代正在降临。匆促、烦闷的快节奏生活需要诗意来调节，诗歌无限凝缩的文字和无限敞开的意境刚好发挥了以前所发挥不到的功能。正如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所倡导的，以诗歌吟读的方式，将我们的情感以浪漫的、柔软的、古典的方式向我们的爱人、亲友甚至是自己来表达，“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在这功利的、浮躁的社会中，以‘诗歌’为切入点，倡导诗意的生活”。

　　当然，看起来无限自由和开放的以个体为主导的自媒体，很容易出现信息的泛滥和失衡，微信平台的诗歌传播也面临着一个风险，那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筛选、编辑机制，变成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诗歌大展览，甚至有的微信平台为了迎合眼球经济将那些与诗歌内容无关的暴露的色情图片和视频作为招牌。这带来的结果不是让人们离诗歌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诗歌的亲和力和它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并不矛盾，它在受欢迎甚至在“流行”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来自日常却又高雅的诗意，对诗歌的阅读不能完全置于功利性的目的之上。我们当然需要通过自媒体的平台走近诗歌，用诗意滋养更多人的内心；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防止那些浮躁、功利、唯粉丝和阅读量为旨归的不良传播心态，营造一个健康的诗歌传播环境，让更多的人读到更多的好诗，也让“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相互补充，彼此打开。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