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看来,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虽然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但也越来越有中国特色,与西方侧重家庭团聚和宗教氛围的圣诞主旨相去甚远。中国式圣诞往往被视为狂欢节,其主要形式是广场喧嚣、情人约会、逛街购物和赠礼问候,概而言之,就是“玩”。
圣诞节日趋中国化的实质,与其说是崇洋媚外,不如说是我们的年轻人自主改造外来节日的一场运动。
节庆具有“减压阀”的社会功能。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节日的功能,是通过这种对日常等级秩序和行为规则的暂时性取消,消除日常社会结构累积的张力,从而在维系结构的同时,为其注入活力。传统节日虽能在家庭温情上给予年轻人的心灵以抚慰,却难以满足他们更广泛的释压需要。
作为一个舶来品,外来节日没有传统节日那么多文化包袱,可以在保留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任意改造,融入更多颠覆日常秩序和跨越家庭藩篱的玩乐内容。加之在现代都市,较之于血缘、地缘等先赋性人际关系,更个人化的后天关系对于年轻人而言也很重要,恋人、朋友、同学、同事等关系需要一个更为公共化的节日平台。年轻人的诸多需求与商家的牟利营销一拍即合,加上游戏与玩乐本就容易在年轻人之间交互传染,以西方节日为外壳的公众狂欢能星火燎原便不足为奇。
年轻人对节庆文化的重塑早已不局限于西方节日,吐槽春节联欢晚会这一集参与、互动、娱乐、反叛于一体的互联网游戏近年来备受热捧,就是年轻人冀图将“玩”植入传统节日的一种改造。
——黄涛:《圣诞节中国化,一场青年的节日改造》(《中国青年报》)
世人还没从四川艾滋男童的不幸际遇中缓过神来,昨天一条关于“南阳现艾滋病拆迁队”的传闻在网络迅速传播。如此惊天创意,令人瞠目结舌。无论什么情况,艾滋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被恶意利用,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似真非真的迷雾中,消磨的正是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善意,是对艾滋病患群体利益赤裸裸的侵犯。这样的事件令人担心,以后还会不会有更多像坤坤一样的艾滋男童,被社会边缘化。
比艾滋病本身更难治的,是“艾滋病拆迁队”迷雾背后对艾滋病群体的污名化。它伤害了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尊严,更伤害着法治的尊严。
——刘雪松:《搞“艾滋病拆迁队”,真是病得不轻》(《新京报》)
文:刘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