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存在的理由

　　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的这句名言，似乎给小说指明了道路，而这道路却更像是在雾中。他留下的疑惑是：哪些才是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事物？如果就像他所说的，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那小说要研究的“存在”又为何物？而小说面对的严酷现实是，自昆德拉说了这句话多少年后，它的前景依然不甚明朗。小说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在与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的竞争中，勉为其难地争取自己狭窄的生存空间。

　　更有甚者，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在日前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五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所提到的，小说家之脆弱反映在他们以自己创作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或以一些艺术门类，都要以小说作为底本改编为由，保持自己并无充分理由的自尊与傲慢。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他的经验，仅就讲故事而言，现在的影视剧，根本就不必依靠小说家。编剧家比小说家会讲故事得多，他们讲故事的本事、能力比小说家强得多，而小说家当编剧，成功的却是极少数。

　　当然，他并不否认，的确有很多电影、电视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到底改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最后我们看电影时，实际上经常发现，这个被改编的小说几乎不存在。”以李敬泽的观察，编剧对故事的追究、推敲下的功夫，很多时候比小说家要厉害得多。“总得来讲，在这个时代，也许根本不需要小说这个中介，社会对故事的文化功能的需求，影视完全就可以满足了。”

　　要是如李敬泽所言，好的故事常常在影视剧里能看到，在小说中反而很少有。那作家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到底还有没有立足之地，它的立足之地在哪里？或者说，这个立足之地是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意义上的故事？在李敬泽看来，作家要讲的故事，至少是关系到我们对人的发现，对于人的新见，通俗地说，是回到人的意义上的故事。这个故事所围绕的，是不被种种的定见所遮蔽，所过度书写的那个人、那个地方的事。这恰恰是当下小说继续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李敬泽举眼下写民国的小说为例。他说，翻开民国历史小说，就能强烈感受到作家们无限的怀念之情。“问题是，当你在做如是怀念时，你是否反思过你的历史立场所包含的权力和利益机制在哪里？你把历史浪漫主义化为一种情调，或者是把历史粗暴地寓言化，把多少人多少年的奋斗、痛苦和牺牲化为一个简单的寓言，你所持的是一种公正的、负责任的态度吗？”

　　由此，他表示，作家要警觉，要反思自己的立场。“面对历史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从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定见出发，最后写出那么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小说，读者读后所得到的，依然是你的那个定见，你对历史没有新的理解，这样的历史小说，你写它干什么？”

　　在他看来，眼下作家写作，总是脱不开某种固有的调调，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老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老是端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架势，而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想法。“我们需要自省的是，小说家是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好的小说家在什么意义上是个知识分子？有些小说的毛病就出在，写这些小说的作家居然是个知识分子，他们不懂说人话，不会讲人事，这是很成问题的。”李敬泽认为，现在正是小说家放下身段，好好去面对和解决小说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小说到底有什么功能？小说的可能性在哪里？当电影电视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断定小说再也翻不了身的时候，小说的天地在哪里？我们不妨在小说要死亡的假定下，对小说艺术一些根本性的假定提出一点质疑。”

　　以李敬泽的理解，作家们对小说写作是有质疑的，对小说叙事也是有探索的。问题只在于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质疑，还有什么样的探索。“说实在，很多所谓叙事上的探索，那都是小道。现在很多作家沉迷于小道，那不仅是玩的形式，而且是在追求形式主义。他们只是在章法上，在符号上去想办法，就真的完全成了形式了，而且是什么也打不开的形式了。”

　　很显然，如他所说，小说的形式探索，如果不能成为小说打开世界的一个面向，如果把这种所谓创新的形式删掉，也并不妨碍小说实质性的面貌。那这个形式是没有意义的。也因为此，他表示，小说表面的形式的危机和焦虑反映的是，其实是更广大更普遍的问题。“小说只有建立在对人的经验的深刻的分析、洞察和艺术构造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和创新。”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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