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郎告御状》连环画

　　封建专权时期，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常常出台一些笼络安抚、听取百姓疾苦的措施，直诉制即其中之一。“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史记》卷一一九)直诉制的意思是，某些重大案情和冤抑莫申者，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被误判而受侵犯时，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度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类似“上访”，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

　　一、各个朝代都有接受百姓上访的渠道

　　《淮南子•氾论训》：“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就是说，大禹在住地附近设置钟、鼓、磬、铎、鞀五种乐器，并广泛告知人们使用方法：传道的人击鼓，谕义的就敲钟，告事的就振铎，讲忧虑的就敲磬，有冤狱的就摇鞀。这是政府接待上访的古代雏形。

　　西周有“肺石听辞”的制度，“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周礼•秋官•大司寇》)这里的“士”即专门接待群众的信访官员。

　　《周礼》中记载：“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所指即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的著名的西周路鼓制。击鼓向皇帝进谏也是汉代通行的一种直诉范制。

　　汉宣帝元康二年正月的一道诏书中提及：“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汉书》卷八)可见，当时百姓写“上访信”给最高统治者以及诣阙上书乃是常有之事。汉代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的，即为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信访形式的源头。

　　据《晋书》记载，“登闻鼓”一词在西晋时正式成为政府的行政语汇，并成为历代上访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沿用至清代。晋代在设登闻鼓的同时，还继续设置“诽谤木”，并改称为“华表木”、“表木”。

　　北齐时期，正式出现了“邀车驾”这种上访形式，即在皇帝外出时，阻拦皇帝的车马申诉。这种上访形式也一直延续到清代。

　　隋朝的隋炀帝设置了谒者台，《隋书》记载，其职责是“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很重要的一项即为负责吏民申奏冤屈等事。

　　唐代继续设肺石和登闻鼓。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记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此外，唐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信访形式就是“邀车驾”。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于朝堂东西南北四面置青、丹、白、黑四匦，上访书信分养民劝农、议论时政、陈诉冤屈、告天文密策四类依次投入，由匦使院管理，开了一条使民间下情大量上达中央政府的渠道，建立起了比较正规的信访制度。

　　宋代信访机构的设置继承了唐代的登闻鼓和匦使院两个系统，登闻鼓院成为一个正式受理百姓信访的部门。淳化三年(992年)增设理检司。理检司设立后，对鼓、检两院不受理或受理迟滞的，可到理检司上访申诉。天圣七年(1029年)又另置匦函，处理累经申诉而未得辩明和事关机密的上访、上书。

　　元代采用击登闻鼓、邀车驾等上访形式。《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诸事赴台、省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

　　明代信访制有登闻鼓、邀车驾等信访方式。明代的登闻鼓先放置在午门外，“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移至长安右门外，让六科锦衣卫轮流值班，接纳击鼓申诉上奏，不许阻遏。此外，明代设立了一个重要的信访机构——通政使司。

　　《清史稿•刑法志》：“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叩阍”分两种方式，即鼓状和告御状。顺治十三年(1656年)冬十月“戊寅，设登闻鼓”。(《清史稿》卷五)清代早期的登闻院类似于信访局，地点在西长安门街东，负责的官员是满、汉科道各一员。雍正二年(1724年)，统于通政司，主受诉讼之事。“告御状”是从前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邀车驾”，这两种信访方式一直沿用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