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归眼中的春节

　　“恐归族”的价值宣言

　　30年前那些逗乐我们的相声段子已经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乏善可陈；大鱼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现在的健康标准；大扫除是没必要的，日常清洁已经让家里足够干净……过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渐失去意义。

　　过年必须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烦恼。2012年春运人数已经超过30亿，每年几十亿人口的大腾挪成为一个基本无解的社会问题。年货送来送去，领导、朋友、长辈，打点各方关系，联络多方感情，过年比上班还累。年前的突击加班常常让人对假期产生幻灭感：焦头烂额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难道就为了过年那几天吃得脑满肠肥，对着电视发呆吗？

　　我们感慨年味淡薄，其实是人情淡了。但人类社会就是在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前进。我们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单一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评判别人，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再趋同。在不想过年的呼声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意愿来过年，我们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心假期。

　　过年的那点“乡愁”也不过是脑补后的结果。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后，过年加入了农业庆祝的活动。到汉朝形成了新春的礼仪。过年是绵延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废除春节，折腾了几年后自动放弃。“文革”期间的“革命化春节”也响应寥寥。民间对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对好吃好喝的节日的眷恋是强大的，过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难被撼动。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个体便已经开始精神上逃离这种传统。

　　鲁迅在《祝福》描摹了过年的场景，宣告了自己的逃离，《祝福》中的“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读了点书、见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识分子，他不再依靠惯性来生存，开始冷静审视这个“过年”的旧世界，并在其中看到残酷。

　　《祝福》中鲁镇旧历年底在天空中都能显出即将过年的气象，所有人都在忙着年终大典“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但洗涮是女人们的事情，仪式是四叔这样的家长的事情。“我”这个无关的闲人，回到故乡鲁镇，却急着想要离开。那是一个充满了“寒暄”的世界，总是话不投机，有些你怜悯的可怜人，而你帮不了他们；有些势利心狠的人，你厌恶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后回顾起来，故乡已经很远了，过年便只是记忆中灰白色的天空，远近的鞭炮声和弥漫于空气中幽微的火药味。

　　我们会在某一瞬间怀念四世同堂的时代，全家欢天喜地过春节。但在理智层面，我们都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家庭人口越多，关系就越复杂，大家庭内部从不缺勾心斗角，也像一个小江湖。一些据说饱尝了都市孤独症的人怀念记忆中的春节：现在想来跟兄弟抢一块糖都是开心的。他们已全然忘记当初没有吃到那块糖的愤懑与屈辱。在一些充满乡愁的脑海中，过去总是蒙着一块玫瑰色的面纱——那其实是脑补的结果。

　　现实没有给乡愁留下空间，城市化推平了记忆中的故乡，在“千城一面”之间，我们的家乡都是趋同的，几年之间迅速崛起的市镇只跟地产、政绩相关，与出生或生活于此的人没有多少关系，为了活得好一点，他们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乡。

　　对于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90后来说，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单骑，冒着风雪骑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们父辈的过年经验。对他们来说，过年开心的不一定是回乡，而是拿了工资去买一个新款智能手机。QQ上认识的好友比儿时的玩伴亲密得多。故乡是丑陋的，他们对于中国乡村的凋敝体会至深，那是留守儿童时期的切身经历，在父辈打工赚来的二层小楼中，只有未粉刷的墙壁，祖父母力不从心的照料。

　　1984年2月2日，北京，农历初一黄土岗公社刘甲村社员张占鳌一家在包饺子。除夕晚上及初一早上吃饺子的习俗在中国北方一直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