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1938年8月4日，胡适在伦敦写了《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一诗：“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胡适的意思很明白：希望周作人“识得重与轻”，立即离开北平，不要做汉奸。许多史书后面都只淡淡地写了一句：周作人以家累太重予以谢绝，却没有详写周作人当年到底是如何拒绝的。近日翻了些闲书，将周作人回复胡适的一诗一信淘了出来。

　　收到胡适以藏晖的化名(为了躲避日军审查)寄来的信后，9月21日，周作人写了一首题为《苦住庵吟》的诗，诗云：“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多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在诗中，周作人回答得很清楚：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难，不过，“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自己懂得民族大义。

　　诗得追求精炼，对一些事不便作过多过细的说明，9月23日，周作人又接着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家累的详细情况，现将此信抄录如下：“藏晖兄：二十日得前月四日惠寄新诗，忻感无似。即写一首奉答，别纸写上，乞赐览。近日公超暑假北来，述孟真意与兄相同。但弟系累多，不能离平，此情形孟邻知之较详。弟夫妇只二人，小儿去年北大亦已毕业，本来行止不成问题，唯小女因婿往陕携其二儿寄居此间，又舍弟之妻儿四人亦向来同住，在上海人学时髦，对其家属已有两年不寄一字来，因此敝庵中人口不少，弟若离开则两处需用，更不能支矣。募化米面，尊处译事本是大一份，而近来打六折，又迁香港，想将停顿，神话之本文及研究、神话论已成三十万言，注释繁重只成一章已有二万字，大约注释全部亦当有十余万言。夏中因病中止，希望本年内成之，了却一桩多年心愿。九日起往司徒氏义塾担任两课国文，每星期去一天，计四小时，但不能抵译会米面之半，亦慰情胜于无耳。前四十年有人为算命，当中举人，计当教负多年正是学老师之地位，若祭酒司业那有此福分承受，况弟已过知命之年，此当已知之矣。匆匆顺颂 近安 知堂和南”

　　诗与信都是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他写的请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胡安定是胡适用过的别名，其时已有消息传出，说胡适将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这封信有几个地方得说明一下。公超、孟真、孟邻、司徒氏是指叶公超、傅斯年、蒋梦麟、司徒雷登(此君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尊处译事”，是指胡适曾任董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20世纪20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编译委员会，因为胡适的力荐，周作人曾为该会翻译了一些外国著作。这封信的主题与周作人的诗一模一样，一是浓墨重彩地渲染自己的家累之重，二是含蓄地表示自己只会做教师，不会参与政治。

　　周作人的家累重自然不是假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做教授虽然薪金不算低，但战时经济不稳定，收入有时要打折扣，一个人要养自己一大家人，还要养弟弟的妻儿四人，其压力可想而知。周作人说自己不想做汉奸也未必虚伪，年轻时的周作人虽然不是一个金刚怒目的战士，却也算得上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在“三·一八惨案”中就曾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发出过许多正义的声音。然而，周作人的短视也正在这里。家累重毕竟是暂时的，何况周本人有教学、研究、创作等特长，具有相当的谋生能力，到大后方未必就活不下去。当时家累重的也不只是周作人一人，朱自清、闻一多不也拖着一大家子人在大后方坚持过来了吗？至于个人的操守，如果我们敢杀身成仁的话，自然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保持自己的洁白如雪，假若你还没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就应该考虑外界的严酷对自己品德的影响，不将自己置于可能遗臭万年的尴尬境地。周作人最初确实不想做汉奸，但经历一次刺杀之后，不是乖乖地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成为名符其实的汉奸吗？

　　人活一辈子，一点也不考虑个人利益也许很难，但像周作人一样，只考虑个人利益，无视应有的社会担当，则很容易走上道德绝路。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

　　文：游宇明 摘自《醒狮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