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阳明先生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理解意义上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本体合一关系。阳明先生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查处即是知。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南宋大儒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穷究事物之理”，也就是在万事万物上穷尽其理，用自己的心在万事万物上推究理，求理于万事万物。阳明先生对朱熹的格物之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把心与理一分为二是不对的，把我们心中的天理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使我们的心纯系良知、和良知结为浑然一体，就是致知，万事万物都得到天理良知的“附体”，就是格物。从这个角度出发，阳明先生提出了“合一并进、心理一体”的“知行合一”之说。

　　阳明先生为什么提出“知行合一”之说呢？

　　在朱熹看来，想要成圣，首先要格物致知，然后在对外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诚意而为，以致体悟到天理，最终能够按照这种天理修身就会达到圣人境界。而阳明先生则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修身之道，他认为圣人是“生而知之”的，贤人稍差些是“学而知之“，而学者则比贤人的境界又低些，要在“立德、立言、立功”的社会实践行动中，通过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让自己的良知合乎天道。朱王二人，在修身目的性的认知上是一致的，阳明先生从“学者”(大众)角度，以资质比较困顿的人为出发点，提出在社会实践中向本心寻求，来恪守和保持良知，从而实现圣人之道。另一方面，阳明先生对“学问之道”也有区别于朱熹的观点。阳明先生认为，笃行与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一样，也是重要的求学路径，人的社会实践行动也是求学的重要方法和路径，甚至笃行的重要性不次于学习、询问、思考、辨析。笃行与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一样，都是实现生命意义的重要本体功夫。

　　我们一般人理解的知，是知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认知，是对外界事物客观规律的把握，是向外寻求。一般人理解的“知行合一”是知识、认知与行为相一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更多强调良知、良心与行为、社会实践的统一，是向内寻求，是“人生成功学”的起点和重点。

　　当今社会，是一个物欲被极端释放，人人追求功利而淡化道义追求的年代，是一个人心浮躁，妄想一步登天急功近利获取成功的年代。人人贪图私欲，不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社会末日早晚都会到来。资源能源淡水空气的短缺与恶化，都比不过人心恶化的恶果。一个把为孝之道演绎的惟妙惟肖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把孝行体现到日常生活细节的人，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孝子；一个在公众场合上塑造清正廉洁形象的官员，在现实生活依然我行我素贪赃枉法贪污受贿，这样的官员，不是合格的官员；一个把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塑造得尽善尽美的企业，照样在产品里添加三聚氰胺、丹顶红…,这样的企业，不是真正把客户利益放在心上的企业，必然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

　　有很多人追求修身、修行，追求成为道德高尚、人生境界圆满的人。但很多人也在迷惑和困惑中，修身之道的路径是什么？是隐居山林静坐内观，还是聆听大师讲座祈求一朝开悟？很多人追求成功，造就了“成功学”的泛滥，真正的成功首先是做对方向的做人的成功，其次才是做长做久的做事的成功。痴迷于金钱、事业、地位、权势等等外向事物的成功，无疑是建立在沙丘之上的成功大厦！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给我们阐明了一条落地、务实、一致的“修身之道”：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悟性天资不见得很高，但只要在事事物物上都体现出自己的天理良知，他的内在良知与外在行为衔接一致，他就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生境界崇高的人，一个大写的“大人”。

　　作为芸芸众生的普通人，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是非常实用有效的修行路径和方法，于万事万物中体现人的天理良知，知行一体，即是实现明德亲民至善的修身之道！

　　文/白立新

　　摘自：《醒狮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