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某一个人物，生在某一个朝代是福气，头上戴着光环，到处受人尊敬。换到另一个时代，便成了天地难容的人物，不但吃尽人间苦头，弄得不好还会丢掉性命。杜甫说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意很明显，道的是李白不合时宜，世人都不喜欢他，必欲诛之而后快。其实，杜甫言过其实，李白生活在盛唐，当属社会的宠儿。他虽然受到流放夜郎的处分，也是在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之后。他参加了谋逆者反抗朝廷的军事举动，若碰上朱元璋或康熙一类的皇帝，十个脑袋都搬家了。把中国历朝作一个区分，则可以说：春秋战国养士，汉朝养武，唐朝养艺，宋朝养文，明清多养小人。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套用之，一个朝代也会使某种人能得到特别的发展。照这个逻辑来推，李贽生活在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名利官场亦清醒

　　李贽写过不少《咏史》诗，其中有这样一首：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

　　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高官即是仙。

　　读这诗句，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癯瘦削的老人，戴着斗笠骑在驴背上，看着满街的驷马高车，发出鄙夷的微笑。李贽为何有这等感情呢？这还得从明代的政局说起。李贽出生于嘉靖初年，在嘉靖之前的正德年间，实乃是明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在正德皇帝之前，朝廷的清明虽不如开创初期，但大臣都还讲究操守；皇帝虽不能严以律己，却还能宽恕待人。正德皇帝十五岁登基，未谙世事，国家的操控权实际掌握在大太监刘瑾手中。胡闹几年，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虽经正直的大臣设计诛除了刘谨这位“九千岁”，但正德皇帝并未汲取教训，依然胡闹。由于皇帝坏了坯子，他身边的小人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到他死时，小人当道而形成的官场潜规则，早已变成了指导官员的“世间法”。继位的嘉靖皇帝不但不能扭转颓风，反而因为迷恋斋醮、猜疑多忌而助长了小人政治的发展。出生于嘉靖六年(1527)的李贽，终其一生，都是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在他入仕为官的二十多年，君是昏君，臣是庸臣。除开张居正柄国十年推行万历新政这一时期外，政坛上生气凋敝，乏善可陈。俗世的享乐与眼前的利益促使帝国的士人放弃了忧患，官场因此变成了名利场。

　　李贽是少数的清醒的读书人之一，他讥笑那些把高官当神仙的人。既然官道龌龊，令他心寒齿冷，与官场的断绝便是无可替代的选择。在多年的道德探求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菩萨道”的美妙，既可救心，亦可救世。于是，他自负地吟唱“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江山社稷有担当

　　李贽与张居正、海瑞是同时代人，都生于嘉靖初年，死于万历时代。客观地讲，这三个人，外加一个戚继光，应该是那一时代最负盛名的四大人物。张居正于1572年出任首辅(相当于宰相)，辅佐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是有明一代绝无仅有的中兴名臣、力挽狂澜的大改革家。他执政期间裁抑豪强，注重民生，后世称他为“权臣”、“法家”，讪谤甚多。海瑞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抱着一死的决心给沉湎斋醮荒怠政务的嘉靖皇帝上万言书，是有明一代最大的清官。张居正柄国，始终弃用海瑞，这一点曾引起当世士林的诟病。张居正死后，朱翊钧迅速对他进行残酷的清算，并重新启用海瑞。在史籍与口碑中，张居正毁大于誉，而海瑞却是誉满天下。

　　作为他们同代人的李贽，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深情地赞誉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而评价海瑞为“万年青草”。在李贽看来，张居正是真正的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而海瑞只是以人格取胜。生命如草可以万年长青，但绝不是振衰起隳的国家栋梁。

　　从这两种绝然不同的评价来看，李贽心仪的政治人物，不仅仅只是会做道德文章，更应该有着为社稷求发展，为民生谋福祉的巨大的担当精神与行政才能。

　　道德与事功，清流与循吏，一般的读书人，都看重前者，而李贽赞赏的却是后者。

　　特立独行一“顽石”

　　李贽既不能像张居正那样，以事功影响后世，也不能像海瑞那样，用道德影响士林。但他的叛逆精神与追求本真的学问，却是明晚时期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有两种：一种是石头，在任何激流中挺立；一种是咖啡，可以百分之百融入水。李贽当属于前者。他特立独行，蔑视世俗，因此当世难容。比起张居正与海瑞来，他的处境更惨。煌煌一部明史，张居正、海瑞皆有列传，而他只在耿定向的条目中附上数语以示交待，可见皇室操纵的史家，对他这位狂人，连贬损几句的兴趣都没有。李贽晚年弃绝功名，对这种“世人皆欲杀”的处境，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以七十五岁疏狂之身在狱中用剃刀自杀，表明了李贽与流俗抗争到底的决心。死后不到半个世纪，明朝就以崇祯皇帝的上吊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中谢幕。比起崇祯来，李贽的悲剧似乎更能体现文化上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死在明朝最腐败的时期，更是思想上最为平庸的时期。

　　文/熊召政

　　摘自《醒狮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