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平凡的世界》

　　如果不是从事有关“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市场化转型”的课题研究，我这个“科班出身”的职业研究者恐怕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我的印象里，路遥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到《人生》就为止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更因其英年早逝而被圈定。虽然《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但当代文学早已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一部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还值得进入研究视野吗？

　　然而，当我在为以上那个应该说很前沿的研究课题收集材料时，这部平凡得几乎被我忽略掉的作品却不断冒出来，通过一个个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一次次地冲击着我的研究视野，默默地向我显示着其 “不平凡的力量”。

　　不平凡的力量：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

　　最先让我感到冲击的是一项在业内颇受称道的读书调查：“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它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受中央电视台 “读书时间”栏目委托，对1978年以来中国公众的读书生活及历史变迁进行的调查研究。调查范围虽然限于北京，但调查结果被认为对全国出版业有参考价值。

　　该调查中有一项是关于“20年内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调查方法是分几个时间段，由被访者根据回忆列举出在每个时间段内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这样的调查方法难免产生一些记忆上的失误，但却最能见出经过岁月的淘洗，真正铭刻在读者心中的书籍的影响力。

　　调查者根据被访者所列举书目进行综合统计，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前3位分别是《红楼梦》、《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没有其他的“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入选。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自问世起，就在读者中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逐步上升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但在读者的记忆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当下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中心的位置。

　　第二份对我产生冲击力的调查是由唐韧、黎超然、吕欣于1998年进行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它是针对茅盾文学奖前4届20部获奖作品的接受情况所进行的一项全面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广西地区，收回有效问卷的470位读者中，大部分是在校文科学生(354 位)，也有从事记者、编辑、大中学教师、图书管理、会计、工程师、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年龄在30岁以下的读者占绝大多数(369位)。

　　这次调查的重点之一本来是针对《白鹿原》的接受和评价状况的，但结果却让调查者感到“耐人寻味”。调查结果表明，在20 部获奖作品中，读者购买最多的是《平凡的世界》(占读者总数的30%)，读者最喜欢的作品也是《平凡的世界》，324位回答该问题的读者中，有145人将之列为第一喜欢的作品，列它为“最差作品”的仅1人。而《白鹿原》的知名度虽最高，但只有20人将它列为“第一喜欢的作品”，却有21人将它列为“最差作品”。

　　调查者在分析中也特别指出，《平凡的世界》受欢迎程度最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即调查对象为大专以上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在艰难中成材的经历使他们对作品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共鸣，而且广西地处偏远，如果调查对象是城市长大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学圈子中人或初中文化程度的其它行业的从业人员，这部书与其他作品受欢迎程度的反差，也许不会有这么大。但同时，调查分析者也指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这部分被调查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仍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中介，他们的意见在其他受众中比较受重视，“大概可以与有持家经验的主妇对她的邻居在购物方面的建议，比教授在电视上的推荐更容易被采纳相似”。与之相比，许多专家在《白鹿原》一面世就给予其各种高度评价(如称《白鹿原》为“传世之作”)，虽然暂时能对增加销售量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会激发读者的逆反心理。

　　第三份令我惊讶的调查来自我自己于2002年6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做的一项小小的“一手调查”。我选择的是大学一年级的一个数学班。从专业来看，文学与数学可以说是“南北两极”，从年龄来看，这些学生大都出生在1983年前后，是真正的“80年代新一辈”。选择这样一个班做调查，应该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事实上，当调查问卷发下去后，我想，如果收上来一大堆“白卷”，应该说正属于很“自然”的一种结果。

　　但当问卷收上来后，我再次感到了震动。47位接受调查的同学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16人)读过这本书[5]，其中有5位表示“非常喜欢”，并认真写下了喜欢的理由。其中，左俊城同学写道：“路遥能在平凡中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能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震撼，在平凡中告诉我的却是不平凡。生活这本书，路遥读得很认真，抓住了不为常人所注意的农村的生活现实，然后用朴实的语言写出伟大的作品。”。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做的图书借阅率调查显示了大体类似的结果。我选择的是从1999年7月起到2002年5月止的离现在最近的3个学年的借阅情况。结果显示，《平凡的世界》这部1986年问世的作品，其借阅率并不大低于在它之后陆续出版的曾轰动一时或正在轰动的纯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平均每套的借阅人次为21.5；《白鹿原》为22人次；《废都》为31人次；余华的《活着》为24.5人次；阿来的《尘埃落定》为19人次；王安忆的《长恨歌》为20人次)，与正在走红的畅销小说的距离(张平的《抉择》为23人次；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为17人次；卫慧的《蝴蝶的尖叫》为24.5人次；池莉的《来来往往》为34.5人次)也相差不远。除此之外，一项在山东、广东、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中学里针对429名优秀女初、高中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平凡的世界》是她们最钟爱的当代文学作品[9]。在《出版广角》杂志举办的“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评选中，《平凡的世界》也成为3部有幸进榜的“新时期”小说之一。

　　所有这些调查都显示了《平凡的世界》所具有的常销书的魅力。常销书与畅销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并不一定曾轰动一时，但是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止表现在稳定的、“细水长流”的销量上，更表现在对读者认同机制长期、深度的契合上。从时间上看，读者对常销书的认同不仅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弱化，相反，随着时世变迁，常销书原本的基础内涵会被赋予新的价值，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认同方式上看，常销书读者的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个体、一个阶层的小群体间潜移默化的认同。其认同不是停留在愉悦、猎奇等较浅的层面上，而是在人生观、社会观等深层价值观念上。通过一部书的凝聚，个体或小群体的这些观念和感悟逐渐融合，可能汇成一股“内力深厚”的社会性的文化力量。这正是《平凡的世界》十几年来在读者中所展示出的“不平凡的力量”。

　　以上调查所及的仍是比较显见的读者层，其实，《平凡的世界》还有一个“隐见的读者层”是我们的调查难以抵达的，这就是该书盗版本(特别是其中低劣盗版本)[的读者层。据笔者观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常销书，越靠近民工聚集区的书摊上，它越是常备书。盗版书虽然大大损害了该书正版的发行量，但低廉的价格却使它到达了许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样在底层挣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仅余的饭钱来购买一部精神食粮的穷学生，那些在低矮的窝棚里、昏暗的灯光下寻找温暖和激励的“揽工汉”们，他们绝对是路遥的“核心读者”。我们不知道这个读者群到底有多庞大，也许他们构成了《平凡的世界》实际读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