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狩猎中国古代诗歌在唐代进入鼎盛期，唐诗成为传统文化的瑰宝。古代狩猎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北朝开始中兴的。然而，狩猎诗中兴的真正实现却是在唐代完成的。唐代出现众多的诗歌流派，狩猎诗这个时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唐诗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
唐代继承了北朝民族融合的文化积淀，狩猎活动仍然比较频繁和普遍，狩猎诗也不断地产生出来，真正实现了这类诗歌的中兴。和北朝相比，唐朝的狩猎诗又有新的进步，弥补了王褒、庾信作品的某些不足。
唐朝有大量的观猎诗，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狩猎人员自己创作的诗篇，他们亲自射鸟击兽，又通过自己的诗歌对这种活动加以表现，给人一种亲切感。《全唐诗》卷一、卷三所收录的唐太宗《帝京篇》之三、《出猎》、《冬狩》、唐玄宗的《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都是狩猎活动的纪实之作。《通典》卷一三二《皇帝田狩》节对天子狩猎的细则有具体记载：唐太宗、玄宗都是亲自执弓。他们狩猎诗写的是亲身经历和感受。盛唐诗人韦应物的《射雉》也是写自己的狩猎活动。全诗如下：“走马上东冈，朝日照野田。野田双雉起，翻射斗回鞭。虽无百发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绣臆碎，头驰锦鞘悬。方将悦羁旅，非关学少年。叟弓一长啸，忆在灞城阡。”这首诗收录在《全唐诗》卷一九三，是韦应物壮年或老年时所作。韦应物系长安人，少年时以卫郎事唐明皇，晚年折节读书。韦应物武职出身，狩猎是他的本行，这首诗把作者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变化表现得细致入微，非常耐人寻味。他手执弓箭射雉完全是为了消愁解闷，用它来排遣旅居外地的苦闷。他不想效仿那些少年猎手，但此次射雉也使他回忆起青少年时期在长安的生活，诗中展现的跃马弯弓的自我形象依然不减青少年时的英姿。韦应物既能搭弓射雉，又能动手写诗，这是王褒、庾信无法比拟的。经历北朝的民族融合，唐代产生出一大批文武兼备之士，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融汇。民族融合使唐代士人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相当一部分成为既是诗人又是射手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了诗歌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统一。
唐代的一些狩猎诗也写了盛大场面、整体阵容，这和北朝同类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唐代狩猎诗还注意对单独猎手的刻划，写出他们的个性，这在北朝狩猎诗中很难见到。韩愈的《雉带箭》一诗载于《全唐诗》卷三三八注云：“此愈佐张仆射于徐，从猎而作也。”张仆射名建封。这首诗着力刻划张建封的形象，没有渲染狩猎队伍的整体军容。在描写狩猎情景时，先是展现张建封充满自信的姿态，虽有猎物出现却不急于射击，以此引来众多的观众。接着写他精湛的射艺，在众人的注视下一箭中的，仰天大笑、踌躇满志，一片欢呼声中色彩斑斓的山雉带箭堕落在马前。杜牧的《赠猎骑》载于《全唐诗》卷五二四；是一首七言绝句：“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诗人笔下的猎手英姿飒爽，箭不虚发。通过描写他鸣鞭走马、翻身欲射的动作，诗人联想到他是怎样射落双雕，同时又为北去的大雁担心，劝猎人手下留情。至于点出射落的双雕血尚新更是传神之笔，暗示猎人连连得手，给人以鲜活之感。
唐代是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经历了充分的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这样一来，它的狩猎诗就难免留下农业文明的烙印，流露出对狩猎活动的警惕心理。作为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物，就是在狩猎诗中表现出对时政的关心和参与，用政治功利对狩猎活动加以规范和诱导。汉魏齐梁狩猎赋经常出现的那种倾向，在唐代狩猎诗中又再度复活。唐太宗《出猎》诗称：“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他申明自己狩猎的目的是为民除害，而不是贪图享受。否认狩猎是在追求娱乐。《冬狩》诗称：“心非洛汭逸，意在渭滨游。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唐太宗引述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以为戒鉴，用以提醒自己。《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代太康逸豫享乐，盘游无度，在洛水之滨畋猎，被有穷后羿所取代。其弟五人在洛涔避难，作 《五子之歌》。歌中引用古训，把外作禽荒视为导致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禽荒，指没有节制地从事狩猎活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文王猎于渭滨，遇到了在那里隐居的高人吕尚。 周文王把他立为太师，后来吕尚辅佐武王成就大，创建周王朝。唐太宗表示：他要借狩猎的机会招揽贤臣，而不是像夏代太康那样沉湎于畋猎之中。在他看来，纵情游猎是不足取的，这种做法最终必定给人带来忧患。唐明皇《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在立意上和太宗的《冬狩》相类似，结尾写道：“既欣盈尺兆，复忆番溪便。岁丰将遇贤，俱荷皇天眷。”瑞雪兆丰年，唐明皇在义成狩猎时忽降大雪。他想起周文王狩猎遇吕尚的故事，又想到来年的丰收，心中无比高兴，认为这是皇天对自己的眷念。番溪，相传吕尚隐居之处，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地处渭水之滨。唐明皇也把狩猎说成是为了寻访贤人，是堂堂正正的大事，极力突出此项活动的政治价值。
唐朝天子的诗作把狩猎活动和严肃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唐代文士也大力宣扬狩猎活动要有经世致用的功能。不过，他们主要是把狩猎与习武挂钩，和天子诗作的联想角度有所不同。 《全唐诗》卷二二○收录了杜甫的《冬狩行》。此诗先是描写梓州刺吏章彝冬狩场面。结尾部分写道：“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当时章彝兼侍御史留后东川，唐代宗为避吐蕃兵锋逃出长安，奔向陕州，诏召天下兵马，竟无一人响应。杜甫有感于此，故向章彝进言，希望他能把狩猎时显示出的军威用于疆场，协助朝廷安邦定国。杜甫这首诗写于危难之际，他劝狩猎的封疆大臣变猎禽为猎敌，可谓用心良苦。武元衡《幕中诸公有观猎之作因继之》一诗载于《全唐诗》卷三一七，是他任剑南节度使期间所作。从诗的题目可知，他是在许多幕僚写了观猎诗以后加以唱和。诗的前六句展示狩猎场面，结尾两句如下：“为报府中诸从事，燕然未勒莫论功。”汉代窦宪北征匈奴至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文人班固在那里撰文纪功，并命人刻于石上。 武元衡身居重镇，手握兵权，他劝告幕僚不要为狩猎大唱赞歌，只有为国家消除战乱才有资格论功。
唐代的狩猎诗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功利紧密相联。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诗人的忧患意识加深，这种联系进一步强化。从本质上看，唐代狩猎诗重视政治功利的倾向，体现的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也是农业文明对游牧文化的同化。是把游牧文化形成的狩猎习俗努力纳入农业文明的轨道，服务于国家的政治。这样一来，唐代的狩猎诗就和汉魏齐梁的狩猎赋在思想倾向上有了相通之处。
文：李炳海 选自《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狩猎诗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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