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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房子常常与当下一样稀缺，住房问题同样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说起买房，古代名人也是一肚子苦水。苏辙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陆游言“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欧阳修进京后感叹“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而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

　　古代公务员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数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

　　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

　　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南宋还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

　　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小畜集》中写道：“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非常高，如果不是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你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南宋哲学家朱熹则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时候，首都住房非常紧缺，国家干部都买不起房子，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或当“房奴”的经历。直到宋神宗即位，给高级官员盖了福利房以后，宰相们才算有了窝。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说了，买不起小房，租不起大房，只能做蚁族：“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陶穀《清异录》)四户人家局促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家住一个小房间，都拖儿带女，孩子们没地方睡觉，怎么办呢？在空中架一块木板，把房子改成复式，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让儿女睡在上面。

　　大唐宰相卢怀慎：家中用破席挡风遮雨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王景、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白居易：京城上班郊区买房

　　从古至今，房子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决定其价格的重要因素。古代都城寸土寸金，高昂的房价让人“望房兴叹”。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28岁考中举人，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是当时的正九品“校书郎”，也就类似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身为唐朝有编制的公务员，白居易工资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他的正常开销大概有七千五百钱，剩下的八千五百钱他都好好存起来。就这样存了十年，他还是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没办法，他只好跑到陕西的渭南城(类似北京附近的通州)置了套房产，平时在长安租房上下班，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如同现在大都市的部分白领，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韩愈：为官30余年才买起房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名气比白居易还大，官职也更高，他在长安为官30余年，官居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还兼任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然而，就是这样的省部级高官，在晚年才买了一处小户型住宅，但他却很知足：“始我来京师，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已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为我自有余。”

　　杜甫：一场秋雨刮走草堂屋顶

　　“诗圣”也买不起房。安史之乱后，潦倒的杜甫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盖起了一座简陋的茅屋，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可不料一场大风不期而至，紧接着，连阴雨也悄然到来，狂风卷走了他屋顶上的几层茅草，屋顶不断地漏雨。杜甫长夜难眠，感慨万千，他挥毫写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不得已只能住到一条破船上了此残生，过着“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生活。

　　苏轼：借房给儿办喜事

　　苏东坡当了多年的高级“京官”，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先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

　　苏辙：晚年买房耗尽积蓄

　　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经31岁，直到70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是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买的。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欧阳修：胡同里的租房族

　　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可见他长年蛰居在一条小胡同里，是个典型的租房族。

　　此外，南宋度宗朝，诗人方岳，在邵武住破烂公租房，一住3年。辅佐3朝、为相10年的韩琦，曾忧伤吐槽，咱大宋朝的文臣武将，在京为官，租公房民舍的，放眼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