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一上来就是文学，已经写得极其完美。我想钻空子，没法钻，写得太好。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

　　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

　　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

　　古代历史学家文章写得之好，功力奇妙！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莫不如此。

　　老子精炼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孔子调皮、滑头，话从不说死。

　　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这是文学遗产(狭义)，是文化遗产(广义)。养育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近代没有了，断了汉文化的血脉。

　　一个巨大的断层。几乎没有一个当代文学家中能够看到这些古代的影响，好像现代的中国人不是古代的中国人的子孙，大悲哀。国穷民穷，或可转富，精神文化一失，再也回不来。

　　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绘画也一样，可以直追秦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是佳法，是任其自然，不可自觉继承。一自觉，就模仿、搬弄，反而败坏家风。近代人笔下没有古人光彩，最最自然地浸淫其中，自然有成。道理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继承也无为继承。

　　中国最古的古书，不是《左传》，也不是《国语》或《战国策》，乃是《尚书》。《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尚书》列入，我认为不对。编著者着眼于“渊源”，而忘了编的是“文学史”。《尚书》可不是文学著作，是历史资料、档案(如皇帝的报告、打仗的宣言)，是古代文诰誓语的汇编。文笔简练，内容繁琐，总之不是文学。如果你们以后碰到学问家，谈及《尚书》，你们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好了，说“因为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时，把《尚书》排除在外，所以我没有研究过《尚书》。”

　　所以，今天不谈《尚书》。《尚书》之后，还有一部史书：《春秋》。作者不一定是孔子。《春秋》，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补充一下，其文笔简练到极点。例：

　　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鲁隐公元年)

　　史实呢，是郑国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谋反，兄打败了弟——《春秋》作者认为郑国之君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责任，所以故意点名他不配做哥哥，降称之为郑伯。而共叔段呢，要抢王位，有亏弟弟敬事兄长的本分，故不配称弟，只叫他段。两者之斗争，情况类如两个国君交战，故名为克——这样，讥笑了哥哥，责备了弟弟，而且批评他们自己的家事弄到像两国交战。这种高度的简括，态度、立场、观点的毫不假借，就叫做“春秋笔法”。

　　王安石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我还是肯定《春秋》的文学价值。《左传》《公羊传》等，都以《春秋》为师。所以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却属文学的源流。

　　左丘明著《左传》。盲者，生平不可考。从前的人真是大派，不写回忆录。这是大自然的作风。只留作品，不留作者。他是第一个以文学水平写史书的人。

　　《国语》作者谁？也不可考。有说仍是左丘明写，有说《左传》以年代先后分，《国语》以国家分代，故不是左丘明所写。我以为左丘明之才，完全可以一变，以国分代，有可能是他写的。

　　《战国策》上继春秋，下至楚汉，记当时谋士的策略和言论，资料丰富，文笔大刀阔斧，有莎士比亚之风。作者不可考，一说为多人所作。可能。

　　《公羊传》《榖梁传》。战国四君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各人有三千食客，真是豪华世纪。西方没有这样的派头养食客。

　　可考的作者，司马迁。他是“以不死殉道”的伟大先驱。他为李陵说项，遭宫刑，成《史记》。他是真的强者。

　　大家恐怕有个错觉，以为当时的史家执有褒贬生杀之权，名高位尊——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古时候的史官，地位极低，与算命、相土、戏子、歌伎同等级，不赐爵、不封功。中国专制帝王向来蔑视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少数几位最高的知识分子，非常看得起自己。

　　孔子自封圣人，似乎早就知道后世会给他塑像，屈原也明白但丁可以和他排排坐。司马迁《史记》自序，直截了当“表态”——我真为他捏一把汗——他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简直大声疾呼，可爱透顶，难得难得！这等气派才叫是真正的“难得糊涂”啊！我推想，司马迁是《史记》全部定稿才写下这篇中气十足的序言。

　　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西方是直截了当的阳刚(耶和华、丘比特、宙斯，是西方至高的神，中国人的始祖和保护神，则是女娲、王母娘娘、妈祖、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看看，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

　　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

　　这里不妨稍许谈谈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自我评价——现代话叫做“自我推销”，古话叫做“言志”——统体看，我以为魏晋人士言志最好，好在狂而得体，本身确有那点分量，不肉麻，而能诗意洋溢。

　　陶渊明，平淡到不在乎说。他非常明白他的诗同代没有读者，倒也心地放宽了。

　　回头看孔丘。孔丘多重人格，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标榜“君子泰而不骄”，却又熬不住，说出来：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明指说周文王以后就是他孔丘了。

　　孟子更是摆明了直讲：“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来看看后世文学家如何一个个夸海口。

　　南朝谢灵运：“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一斗。”

　　李白：“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欤？”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欧阳修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可是从儒家到文学家，再到宋代的理学家，越来越不像话了。

　　陆象山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事。”

　　王阳明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

　　《史记》之伟大

　　再看司马迁那篇序，我奇怪的是，当时竟没人指责他狂妄。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我从小熟读司马迁，读到最近，起了怪想法：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

　　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

　　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忠、孝、仁、义、信，则规定人际关系。伦理学在中国，就是人际关系学，纯粹着眼功利。

　　尼采怀疑此前的所有哲学，后世哲学家无人不在尼采的光照中。中国可悲，出不了尼采，也接受不了尼采。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但他不会抛开儒家。

　　或曰，时代相距太远，司马迁不可与尼采并论。是的。可是司马迁读过老子，为何不认同、不发挥？如果他能抛开孔丘，足可接受老庄——老庄和尼采通。

　　魏晋高士倒是和尼采通，因为魏晋人通老庄，行为风格易与西方近代精神通。再一例：鲁迅早年受尼采启示，他的才华品格也合乎尼采，后来半途而废，晚年鲁迅，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

　　为什么？儒家思想势力太大。

　　司马迁不接受老子，鲁迅放弃尼采。司马迁的最高价值是安邦治国，他们不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小事，不是大事。

　　无论什么人物都得有个基本的哲学态度，一个以宇宙为对象的思考基础。对此视所有古往今来的大人物，概莫能外。非自宇宙观开始、以宇宙观结束的大人物，我还没见过。否则，都是小人物。

　　读《史记》，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古时候不写商人，不写流氓，司马迁才气大，胆魄大，皆入文章，写得出了神，忘了儒家的训诫。以下是我以为司马迁最精彩的篇章：《项羽本纪》《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传》。

讲述/木心

笔录/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