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它关怀着人之初，守护到人之终，构成了儒家的理想世界。

　　何为仁义

　　“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这两句出自《中庸》的话，简洁地阐释了仁义的本意。

　　所谓仁，就是爱人，包括对人的爱护、尊重、帮助。仁为爱之源，为道德之基础，为生命本源的关怀之情。

　　所谓义，就是合宜，合理合度的行为，就是义的实质。义乃礼之本，乃秩序之和谐，乃一切礼仪规范的出发点。

　　所以仁义，就是既对人有爱，又对事有度。仁代表情感，义代表理智，仁表达着对生命的理解和同情，义表现着对行为的把握和适度，仁构成了有情的个人，义组成了有序的社会。

　　因而，仁与义，是一对彼此搭配、互相弥合的概念，是感性与理性的必要补充。儒家对于生命的思考，并非不知节制地泼洒善意，他们在“依于仁”的道路上，又给仁以设限，那就是，在正义范围内的施仁。让仁在义的包裹中熠熠生辉，才能真正温暖却不至于灼伤；让义在仁的支撑下展其风骨，才能恰到好处又不过于刚硬。

　　何为仁义？能以有情之心待人，以无犯之行处事。仁义强调的，就是一份合情合理。

　　为何仁义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也就是说，仁义心，乃是人类潜伏着的共同本性。而现代科学也通过实验证明了，人类天生就具有着“利他主义”的心理。在儒家提出这一观点的两千多年之后，人们再次承认了人性本善的事实。

　　既然人性中本就存有仁义的种子，那么儒家一切的思想学说，只不过是希望启迪这种子萌发出来，不要让它埋没于尘埃、遗忘于深渊。所以儒家的生命教育，不是束缚，而是开启，不是灌输，而是引导。

　　儒家的教育，绝不屑为机心牟利的一技之长，而要关乎提高境界的生命情操。为何要仁义？这就如同心中的净土若不守护，那么泥沙俱下水土流水，生命终将苍白荒芜。

　　“仁者不忧”，具有仁德的人不会蝇营狗苟地时常焦虑，因为这样的生命是辽阔高远的，能够承载更多。就像湍急跳跃的往往是激流，而静水流深的是沧海。“仁者寿”，仁义因为爱而不伤、正而不枉，带给个人及社会，真正长久的健康稳定。

　　如何仁义

　　仁义虽是为人的目标、为事的保障，但是如何向仁义这一核心道德标准进发，儒家给出的途径，却并非是一条艰涩长征路，而是最能贴近生命个体的坦途大道。

　　孔子乐观地告诉他那些求仁求义的学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们希望仁的到来，它就会出现。外求三界之灵，不如内求一己之身。所以，如何仁义？《中庸》言“道不远人”，仁之道、义之道就在体内，“力行近乎仁”。

　　然而同为先秦的学术流派，儒家的爱与墨家的爱有所不同。墨家强调“兼爱”，认为仁者对人，该是无等级、无差别的爱。儒家告诉人们的却是“泛爱众，而亲仁”，应该在博爱的基础上，更加亲近那些值得去爱的人。

　　儒家知道真正的兼爱无法实行，对于亲疏远近不可能一视同仁，对于优劣好恶也不可能无差无别，所以孔子义正词严地指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真正的仁人义士，是善恶分明、敢爱敢恨的，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儒家绝不肯于俯就无良，绝不允许姑息养奸。有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惩恶才能有扬善，有不纵容不妥协的恨，才能有不吝啬不畏惧的爱。

　　仁不是没有好恶判断的滥情，义也不是不讲是非观念的仗义。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只有适宜合宜的行为，才算义行，一味地血性抒发，那只是近于危险的梁山义气罢了。

　　如何仁义？仁爱必是有分别的，义气必是有条件的。在正义的范畴内施仁，在仁爱的范围内行义，仁可谓真仁，义可谓大义。

　　历史行到今朝，仁义的情怀并不是遗落在烟云之后的旧物，而更该是当今和未来，都需要传承不止的一份精神气脉。

　　如果恻隐之心长存，不会再有消逝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之下的弱小生命；如果羞恶之心尤盛，也不可能使那些带着爱与奉献的温热血液，随即就流向了交易市场而不是同胞的血管里。医者疗身，师者疗心，如果说仁医仁术，体现的是科学技术对生命存亡的救助，那么仁者爱人，奉行的就是国学教育对于生命意义的救赎。

　　子曰“仁者安仁”，儒家的生命教育是能够赋予人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和精神归宿的。怀有仁义，长处安乐；因为仁义，律己达人；缘于仁义，不忧不惧。这份生命安全感的建立，首先成就了自身幸福感，其次构筑了社会责任感，进而生发了那为薪火而传的历史使命感。

　　文/曹雅欣

　　摘自《醒狮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