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人物在历史上的定位，除了他自己的才华，时代的要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要有一个有分量、有眼光的人，能为其做一个经典权威的定位。

　　说起韩愈，我们耳熟能详，唐宋八大家他占有一席，说文章，必定少不了韩愈。然而，韩愈的大红大紫，除了他个人的才华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苏轼的大力推荐和“刷屏”也是极其关键的。

　　公元1084年，即宋神宗元丰七年，宋王朝给韩愈升职了，封他为昌黎伯(《苏轼文集》为元丰元年，有误)，昌黎是韩愈的郡望，在今天的河北。这是件很荣耀的事，而潮州是韩老师工作过的地方，当地人们倍感兴奋，于是在纪念韩愈的庙宇里加上“昌黎伯”，不仅如此，他们还觉得要请个高手把这事记下来，想来想去，觉得苏轼最妥当。当时，苏轼在黄州，接过这个任务，果然不负重托，给了韩愈一个很精彩的定位。

　　首先，怎样给韩老师做历史定位？韩愈生前升到了吏部侍郎的职位，算是高官了，但是这个职位相对诸葛亮、谢安、魏征、王安石而言，就有点拿不出手了，所以不能以这个职位来做为韩老师的冠冕。于是苏轼的笔锋巧妙一转，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个普通人成为了百世的师表，干脆让韩愈当老师，让全天下人永远师从，这气魄够大了，一下子就把韩老师抬到圣人的位置。

　　以上是职务定位，精神定位呢？又是一句经典：“一言而为天下法”，说一句话能成为天下的规范。韩老师有这么威风吗？不然，据说韩老师在世时，说话经常不被人采纳，写求职信经常杳无音信，但苏轼也不是在替韩老师吹牛，因为这是概括了韩愈一生的思想成就，只不过稍稍夸大一点，将一生的思想高度概括为“一言”。

　　把韩老师说得牛气冲天，那到底有没有干货呢？苏轼又写道“文起八代之衰”，韩老师从事的古文运动，使从东汉到隋朝都很衰败的文风得以振兴。苏轼先生，你不该把八代文风一棍子打死，东汉以来，三曹、建安七子、陶渊明等文学大腕，也对得起他们所处的时代，说他们“衰”，过分了吧？其实，苏轼也不是不知道八代文风的昌盛，他的本意是说八代以来，遗留了一些不良文风，例如过于讲究骈文、宫体诗等，韩愈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这些流弊进行了纠正，但话不说绝对，就不能突出韩老师的地位，所以，对不起了，只能牺牲一下那些前贤。

　　接下来，警句纷呈：“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第一句说韩愈继承发扬儒家思想，这个是干货，但有没有拯救世道，那就不好量化了；忠心为国而上《谏迎佛骨表》，惹怒唐宪宗，这也是事实，当然有夸大，韩愈自己也吓得够呛；曾经只身去河北，与藩镇将士面对面质问，算是有勇气，但至于说“勇夺三军之帅”，稍稍夸张。

　　这些都说明了韩老师很有料，史书上也的确有记载，但苏轼又适当地拔高，而且拔高的不只是韩愈个人的成就和境界，也拔高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对于发扬优秀的传统，是很有裨益的。

　　拔高而不吹牛，赞扬而有依据，定位而被认可，苏轼虽然与韩愈相隔近三百年，其评语却成了评价韩愈不可绕过的一个丰碑，一提到韩愈的成就，就会让人立即想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知己，很可能与之相隔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