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世说新语》，看到一则“谢安教子”的故事：“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哪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谢安的夫人教育儿子，同时问谢安：“怎么从来没见到你来教育儿子？”谢安回答说：“我一直以‘身教’来教育儿子。”谢安身为一国之相，日理万机，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教儿子，夫人当然不免责怪。谢安没有找客观理由为自己辩解，而是说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让儿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书读至此，笔者不禁莞尔：当时谢安之子年龄尚幼，再聪明恐怕也难以领悟父亲胸中的雄才大略和身上的“魏晋风骨”。可见谢安只是在为自己的错失卸责而已。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表现了谢安对自己道德品行的充分自信，也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身教”重于“言传”。

　　古代兵家有句名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说的也是“身教”重于“言传”的道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重“言传”、轻“身教”的现象却不鲜见。毕竟“言传”的嘴上功夫来得容易，而“身教”的作风品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更有的人会上说得好，会下做得差；白天说得好，晚上做得差；明里说得好，暗里做得差；人前说得好，人后做得差。自身不正，何以正人？贪官张二江在位时就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大讲反腐倡廉的重要性，而其所作所为却为其赢来了“五毒书记”的恶名。用自己的不端“身教”否定自己的正确“言传”的人，就如同一个小丑板起面孔反串“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会把一出威武的正剧弄成无聊的丑剧，从而使观众发出嘘声轰其下台。

　　人们往往把“听其言”放在“观其行”之前，这是因为“听其言”一般只能形成初步的印象，“观其行”才能得到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样，人们往往把“言传”放在“身教”之前，也是因为“言传”只能收到初步的成效，更深远、更长久的效果则需要“身教”才能获得。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指挥员不用多作动员，手枪一挥，冲在最前面，有时连“大喊一声‘冲啊’”都免了，战士们照样跟着他奋勇上前杀敌；在工作中，“敏于行而讷于言”的领导也往往比那些重“言传”、轻“身教”甚至言行相悖的领导更有威信、更得群众拥护。正所谓“行之以躬，不言而信”。

　　当然，“身教”重于“言传”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后者也并非无足轻重。很多“身教”的内涵必须通过“言传”来表达。对领导者来说，只讲“身教”、不提“言传”有独善其身、放任自流之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身教”重于“ 言传”的前提下，把“言传”与“身教”统一起来，把以“声”作则和以身作则结合起来，把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与领导者的个人修养、素质联系起来，以模范行为和人格魅力树立领导者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