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刘伯温曾来到安庆，问及地方的发展与稳定，地方官员颇见尴尬，最后王顾左右，答曰此地风水欠佳。与官方回复相印证的，便有一首流行的民谣：“赤狴对沙洲，江水日夜流，财源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赤狴”与“沙漠洲”，都是府城的两个地名。如何对策，当是收住风水，留住财气，不让它流走。安庆长期的文风不振，民事艰难，这才有明初的“振风塔”。

　　“风水学”，是地理决定论的民间解读。而自明代开始，安庆人文崛起，决定性的因素是明朝的“文化扶贫”政策。桐城文化，更由此横空出世——

　　刘莹：桐城花开

　　明永乐二年(1404年)，桐城刘莹进士及第。从此，桐城梅枝吐蕊，六皖人文崛起，破除沉寂而盛极明清。

　　刘莹(“进士题名录”作“刘荣”)，字仲璚，桐城人，明永乐甲申科三甲第三百零一名进士。永乐甲申科，共录取进士四百七十名，较上科增加了三百六十名，较下科亦多出二百五十一名。明朝录取最少的一科，只有三十一名，永乐甲申科如此大规模科举取士，为明朝所仅见。明永乐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此举大有皇恩浩荡、笼络天下之意。

　　刘莹此科及第，似出偶然，实则必然。汉、唐、宋、元，安庆远离帝国的中心。明王朝建都南京(后作留都)，安庆与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距离，瞬间豁然拉近。

　　刘莹的先祖原居徽州，因执安庆府教授而卜居桐城。这个家族，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潮涌入安庆后，经过休养生息，移民后代共同培育起地方人文。

　　但是，刘莹及第前，为什么安庆民生凋敝，人文不兴三十余年？如果没有朱棣的开恩，安庆会不会继续人文冷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安庆的人文崛起，与明成祖朱棣关联无多，而明太祖朱元璋的恩泽有着必然的因果。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朱元璋交给以翰林学士刘三吾一项神圣的使命：主持丁丑科会试，肩负为国选才。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但就是这么一位正直、老成的主考官，竟然闹出了一桩惊天大案：这一科录取的进士中，全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的！

　　南方人文胜于北方，这是宋后的不争事实。而经元末明初的战乱，复经“蓝玉案”的血洗，北方人文更遭摧残。丁丑科所录的进士，亦只有五十一名。录取人数过少，极端结果的概率增大。但这个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群体事件，激起了北方人的普遍不满。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朱元将刘三吾免职，二十余人杀头，并于同年秋天重新开考。

　　这一次放榜，居然也是个“清一色”：录取的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的——这就是明初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其实是极具政治智慧的，他已经意识到这原本不是刘三吾的错，而是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从此科举不再统一录取进士，而分作南、北、中三卷(榜)。本属南方的安庆府，既没有作为“南榜”，也没有作为“北榜”，而是列为“中榜”。田忌赛马，本属“南榜”的安庆举子，与最蛮荒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考生一决高低，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基于这样的背景，即便没有朱棣的海量录取，以刘莹的才识，文风昌炽的家族渊源，迟早也会蟾宫折桂。

　　刘莹以科举进入仕途，初任御史，后晋直隶永平知府，再调广平知府。“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刘莹性情恬淡，为官清廉，待人谦和，与民亲善。无论是作为京官，还是主政一方，刘莹都赢得了难得的口碑，后有民歌颂之曰“太守政清，二郡获宁”。 更难得的是，刘莹的官德、官声，地方的宦者代有传承。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地方的文明开化与人文鼎盛，刘莹一开先河，影响蔚然成风。继刘莹之后，其子刘玺正统辛酉(1441年)乡试第一，刘氏父子成为桐城科甲先声，刘氏一族开始“贤才接出”。继刘氏之起，地方方张姚马左诸氏勃兴。自明至清五百年，地方的繁盛局面，读书求进之风，刘氏的贡献至为关键。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曰：“吾邑科目，昉唐曹梦征及宋李伯时兄弟，至明而大盛。自永乐甲申刘莹第进士，迄崇祯癸未，凡八十人。入我朝，太常首以一甲二名及第。至今二百六十年，又一百五十三人。其举于乡者，明一百六十五人，我朝六百二十八人。”

　　马氏所称的“大盛”其言不虚，他也敏锐地发现了刘莹的风范引领。但自唐代科举取士，至元代桐城进士不足十人。唐之曹松，宋之李公麟、李公寅、李公权、张汉卿、朱翌，元之刘让、刘详、徐良佐，零星偶出，惟至明代方呈人材“井喷”。这其中，马氏忽略的一个人物关键，就是刘三吾——

　　以现有的史料，确实找不出刘三吾与刘莹的任何关联。但实际上，刘三吾与刘莹间的因果是必然的：刘三吾的乌纱落地，换来了桐城锦绣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