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粗定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就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所有也”。“宋挥玉斧”，简单地说，就是界外的就扔了不要了；对待北边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赵匡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椿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全部存储起来，不准挪作别用，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赵匡胤本人亲自掌握，准备攒够了500万金帛向辽国赎取幽、云，以金钱换土地。一寸山河一寸血，山河得以铁血换，金钱怎么能买的到呢？！可以说，宋朝一开国就太不给力，全然没有昂扬刚健的气象。时时被人家抽来甩去，后世称之为“宋鼻涕”，最后，蒙古人的铁骑血洗中土，“崖山之后无中国矣”。

　　在这个又衰又弱的朝代里，却偏偏有一部描写宋代英雄好汉的小说《水浒传》。因此说，施耐庵把《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背景放在宋朝，实在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方面，国家危机四伏，势如累卵，急需英雄们大显身手，挽狂澜于既倒；另一方面英雄无用武之地，纷纷落草为寇。更为令人玩味的是，一个平庸之人或者无赖之徒，或许可以苟全性命，生活滋滋润润的，但是，一个英雄则很可能连碗饭都吃不上，甚至命都保不住，英雄们的十八般武艺简直就是罪状，成了招箭的靶子，箭箭钻心致命。所以，林冲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逼上梁山。

　　梁山好汉们的这种境遇绝对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遭遇，而是所有英雄们的遭遇，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水浒传》中一百单八位英雄来自四面八方，涵盖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用“五湖四海”和“天涯海角”来说明他们的原籍及活动区域也并不为过。梁山英雄中不明籍贯的有十三人，写明籍贯的有九十五人，涉及现在的十四个省市，甚至还有两个“少数民族”的英雄，一位是金发卷须的“金毛犬”段景住，另一位是碧眼黄发的兽医皇甫端。东西南北中，纵横全中国，“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真是一点也不错。

　　同时，从出身及行业上来看，梁山好汉来自世间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一百单八位英雄，有近五十种出身，五大类职业，有农民、渔民等体力劳动者，有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有军官、吏役和商贩，还有自由职业者及无业游民。

　　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梁山好汉有着极为广阔的地域性，有着极大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简直可以看作是人间社会的一个缩影，包括着各个阶级阶层、各行各业的。不仅有被统治被剥削的人，也有统治营垒中的人；不仅有人间的凡人，也有“神人”公孙胜，这是否暗示着那是一个人神共愤的时代呢？！英雄们大多是汉族，可也有少数民族。总之，他们是有着各种脾气和各种专长的人，可以说非常具有社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所有这一切描写都在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英雄在宋朝不受待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其实，何止是宋朝，整个封建时代也大致如此。这是时代的尴尬。《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大骂王朗曰：“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王朗听后“撞死于马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诸葛亮骂到点子上了，点到了死穴。

　　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海盗叫林道乾，率众出没海上，劫夺财物，所向无敌，官兵们束手无策。当时的思想家李贽却认为林道乾是一个人才，他是因为不受重用，才铤而走险的。如果用林道乾这样的人才当“郡守”，“海上再出一个林道乾，亦决不敢肆”。他认为，“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所以，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社会失序，政治黑暗，是非颠倒，才把一些忠义之士英雄豪杰逼上了梁山。

　　有人说，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好比是一个水中筛金的过程——沉到水底的是金，浮于水面的是尘土。帝王们大多是宋徽宗，往往看不到沉进水底的真金。再者说，帝王周围的高俅童贯们并不希望宋徽宗们看到真金，选出真金。于是乎，最终只能选出尘土。这，是高俅童贯们最满意的结局：尘土既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更容易被拉拢过来同流合污。英雄则不行，他们死不开窍，动不动就礼义廉耻国家民族为民请命之类的，碍手碍脚，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封建专制时代，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无人可用”，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大臣，都找不到了。《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出现在宋朝这样一个暗弱的朝代里，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尴尬，同时，这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对英雄的呼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