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从共襄盛举到分道扬镳的轶事，说他们迂腐与坚持也好、风骨与变通也罢，还是会引发我们思忖：无论是“外化之学”还是精神传承，都需要胸襟以及“真理至上”的信念吧。

　　初秋时节，有缘游历广州，造访位于中山西路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仰视其穿斗式梁架，抚摸着当年留下的柱础，想象着它曾做过锁厂、又入住过40户人家、终于在2008年“重见天日”的过程，顿觉自己不远千里而来就为了在此坐坐，独自回味近代史上的一段前尘往事。而对政治盲知的我，最感兴趣的不是清末民初“江山重叠争供眼”的时局，也不是变革者“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壮怀与落拓，倒是这一对师徒间纠纠缠缠的关系。

　　年龄相差15岁的康梁真乃一个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一对师徒了。1890年，科场得意、尚戴着“神童”桂冠的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而落第，但“天眼”已开，渴望新知的意念越来越强烈。经文友介绍，梁得以拜见广东“南海圣人”康有为。如今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双雄会”之一，历史有时可谓妙手偶得！当时康有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但京师人哪能听他的话，归广后他正处义愤填膺无处发泄的当口。第一次晤面，康有为就痛陈朝廷腐败及西方拯救国民之理，一向任性自负的梁启超听后犹如“冷水浇头，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即拜康先生为师。

　　这一场家国重枷下的“一见钟情”，让“岛民”梁启超整个人生自此发生质变；而康梁的完美合璧，注定要切中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晚年恶疾！怪杰康有为决非一根筋的“冬烘先生”，他出身于世代为儒的仕宦家庭；万木草堂之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造国之栋梁之意，其设置课程也别有洞天，让向学者感到新鲜自由。梁启超曾回忆说：“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也是在梁启超“脑筋大转弯”的1891年，康有为刻成《新学伪经考》，后又刻成《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述对梁启超一生深刻影响。

　　“以梦喂马，诗酒趁年华”，“犯上作乱”也是！康梁二人共同参加的第一场义举便是“公车上书”。1894年春，梁启超携夫人客次京师，与名士多有往还，尤与夏惠卿、谭嗣同交往甚勤。他们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说天道地互相辩诘，探讨知识砥砺学问。当时前线告急的电报如雪片般飘向首都军机处，但这并不妨碍清朝政府歌舞升平。李鸿章奉命将修建山海关外铁路的款项用于支付太后六十寿诞庆典，根本无人过问战事如何，在京士子们心忧如焚。1895年3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一起参加会试，双双落榜。这时已值甲午丧师，举国震动，不满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一千三百多名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呼吁变法。康有为“不达目的死不休”，前后上书七次，热诚不减，胆气感人，举国流俗嘲笑之，如同未闻。前有车后有辙，民国肇造后，梁启超在众口非议中怀揣“天下信仰堕落”、“不可置之不理”的信念出任袁世凯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活脱脱其先生风范附体。1896年，逢缘时会，由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破土而出，开启了中国近代传媒与学说理论联姻的一幕，师徒间的相互砥砺和支撑由此可见一斑。

　　1898年，康梁精诚计谋的“戊戌变法”失利，京城官场地震，师徒被迫“断发胡服走扶桑”。“多少壮怀偿未了”啊！如今回想，梁启超面对日本这个自己国族的“仇敌”和崇仰的“导师”时，该是何等复杂的心境？！梁启超的思想认识再次受到了极大冲击，他明白，“戊戌变法”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激励，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情况实在不同，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国民”意识。随着梁启超对日本以及西方国家近代化成功之因的探查，梁启超逐渐意识到政治激变无法实现中国富国强兵，改革的成效取决于国民的素质。由此，梁启超开始逐渐向“开启民智”的新运动转向——所以，“戊戌变法”不仅是康有为图谋为国政社稷效力的大事件，也是梁启超走出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拘囿、走向自我创新的导火索。所以说，梁氏自三十之后绝口不谈康有为谆谆教诲的“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师徒二人思想上产生分裂，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有趣而深刻的转折。

　　1899年，梁启超和革命党过往加密，意气日盛，高倡自由平等学说，并多次和同乡孙中山书信往来，言“我辈既已定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其中所言“调停”之事，即为力劝康有为放弃保皇，转向革命，共谋报国大举。真是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借用一句网络妙语：“我为天下操碎了心”！当康有为得知“调停”之事，大为光火，立令梁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康有为也是执拗得有理：当今皇上身陷瀛台囹圄，“知遇之恩，不报有愧”，他何以能放弃“保皇”？

　　师生关系的重新修好对康梁来说可是一件颇不轻松的事儿。在1900年3月26日致康有为信札中，梁启超深深忏悔自己擅自与孙合作之乖谬：“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但裂痕既已生成，就像一口破缸，箍得再好终究是破了，重要的还不是“徒儿知罪”的态度如何，而是梁启超从学理上已经偏离“保皇立宪”的思路，他当前只是有些举棋不定罢了。

　　在日本以及游历夏威夷和澳洲期间的见闻，尤其是所见识到的西学，让梁启超终于告别“托古保教”、“君主立宪”，转向“三界革命”以图“新民”。1902年起，梁启超屡次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反驳康有为的“保教”言论，毫不容情地指出：我国学界的光明、人物的伟大，兴盛于战国时期，那是思想自由之明效。自汉以来，思想束缚于孔教，不能自开生面。今天的保教者，“所爱者仍在孔子，不在真理”。蔡元培多年后所做《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与此同调啊！“张勋复辟”的丑闻爆出后，梁启超闻听康有为曾奔走有功，发通电怒斥自己的先生为“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则痛骂“梁贼启超”为食父的恶禽“枭”、食母的恶兽“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少壮之年已经缔造了自己的学问巅峰，所谓“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抱残守缺；而永远“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常被污为“善变”的梁启超，离自己的恩师越来越远，被骂作“不屑之子”、“忤逆之徒”！

　　其实，二人反目归反目，并不代表自此相互拆台。康有为终其一生都视梁启超为最信任和最可骄傲的弟子，那种欣赏既出自曾共同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诺，还有才智相当的惺惺相惜、棋逢对手的酣畅淋漓！同样，“吾爱吾师”与“吾爱真理”并行不悖的梁启超，终生对康有为以师事之，尽其所能满足老师的晚年所需。从康梁的师徒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年代梁启超与诸弟子如丁文江、徐志摩师徒感情的草蛇灰线。这令我回忆起2005年春拜访梁启超的小女、时已八十九岁高龄的梁思宁时的情景，她依然对梁家当年受康有为“保皇史”牵连无法释怀。或许，思宁不愿深思：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梁启超晚年何以仍对康南海礼遇有加？

　　现在谈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从共襄盛举到分道扬镳的轶事，说他们迂腐与坚持也好、风骨与变通也罢，还是会引发我们的思忖：无论是“外化之学”还是精神传承，都需要胸襟以及“真理至上”的信念吧。

　　万木草堂闭馆的钟声已响，跨出廊门时我竟然有些失措：世风的洪流过后，我们是否也该对历史书上白纸黑字命名的那些落伍者、失败者预留一份问候？

　　黄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