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来讲，不论是书法艺术，还是文学艺术，我觉得魏晋是源头，是中华民族现代艺术、现代文化的源头。当然，更早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但那是哲学的源头。作为艺术源头，同当今时代有密切联系的，我个人倾向赞同魏晋时代。

　　因为魏晋时代是作为民族文化三大支柱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汇集、碰撞、并存的时代。思想文化史上好多极有影响的石窟，大部分都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文人墨客多追求田园风光，追求平和，追求人性，追求人的真正情感，所以出现了许多大的文学家，如竹林七贤，陶渊明，谢安，甚至三曹等，他们的作品都是抒情的，很少带有功利性，也很少带有政治性，和后来的艺术不太一样。曹操作为一个宰相，实际上是统治者，他的诗也是在写自己的人生，写自己的性情。曹植的七步诗更不用说了。陶渊明的诗一千多年来历久不衰，对后来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影响这么大，并不是陶渊明在文采、构思、遣词上有什么高妙之处，主要是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特别大，通过生花之笔，把他对大自然向往的情感，对人生自由自在追求的情感，说白了就是人的本性，写得相对地讲比较淋漓尽致。所以后来许多文人不得意的时候，甚至得意的时候，往往想起写陶渊明那样的人性回归，那种自在，那种美。

　　书法上，魏碑现在来讲是越来越辉煌。邯郸响堂寺经幢刻碑，娲皇宫十几万字刻石，都是那时完成的。而且魏碑字体千变万化。魏碑，有北碑，有南碑。南碑有爨宝子，几乎与王羲之处于同一时代，但王羲之是飘逸流美，爨宝子是古拙。所以那时也是一种百花齐放，而且艺术家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书法也是这样，我看过许多那时的墓志，那真是丰富多彩，斑斓夺目，艺术上达到了高峰，那时诗歌应该是一个高峰，二王书法肯定也是个高峰。现在看，爨宝子也同样是一个高峰。那时的书法不但有帖的高峰，也有碑的高峰。清朝有一个人说过，写书法，不入晋格，终成俗品。我很赞同这句话。因为从晋到唐，由唐到宋，由宋到明清，有好多大家出现，但哪家作品真正达到了晋格品质！

　　书法的晋格品质是什么？就是表现个性。不带功利，而且丰富多彩，是一种清趣，一种禅的境界；一种忘我的境界，修行的境界。艺术达到一种修行的境界，绝对是一个高的境界，那它就不俗了。修行人还俗吗？人超凡脱俗，情感超凡脱俗，作品也就超凡脱俗了。

　　魏晋时代的文人墨客，受时代的影响，他们不论做人，作诗，写字，都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后人不注意这种东西，光是学习人家点画，不学人家境界，自然就入俗了。咱们有好多出名的书家，但是很俗。包括郑板桥，应该说字写得很好，但是也很俗。张瑞图写得也很好，他也很俗。刘墉名气很大，但是和晋人比，也显得俗。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前不久，就是上星期(2008年10月22日)，我在故宫博物院看一个书画展，第一件作品就是王献之的，令人赞叹不已。王献之的作品你要不看原作，是看不出那么好的。你一看原作，那就是好，而且比他父亲还高一筹。我个人这么认为。因为王羲之写得比较规矩，比较紧凑，相对有点拘禁，王献之写得开展，飘逸，放得开，而且高古脱俗，有一种空灵境界，一种超凡脱俗境界。再往下的作品就记不住了。看到宋朝，看到米芾的作品，脱口一字：好！襄阳确是写得高。但与王献之比，襄阳又逊一筹。米芾书法是一个高峰，是一个创造。米芾作品是一个手卷，后边有王铎给他作的一个跋。王铎现在称作大家，但他的东西跟王献之比是比不上的，跟米芾比也差一大截子。王俗气很大，虽然字也写得很好，但只要和前二者比就显得不行。王字圆滑，不具备高古的气质和气韵。在前我也看了赵孟頫的作品，感到平淡，没有特点。有人说赵有点俗，实际上赵是平淡。所以，我主张书法崇尚魏晋。魏晋不只王羲之，不只二王，包括南碑北碑，这都是魏晋时代。书法到唐就俗起来了，唐有点僵化，相对而言不那么高古。到宋代，异峰突起。米芾是异峰突出，是不俗。到明清，很少有追求脱俗的高古书家和书法作品出现，俗家比较多。这与社会影响，与人们情感状态，与人们追求的目标有很大关联。人多名利，必然要俗。思想上先俗起来，对高雅的东西你感觉不到，看不惯，或不去追求，不具备魏晋时代品格，技艺上就差一等，那你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俗了。

　　所以，书法提倡高古，高雅，高境界，高品质，脱俗。这应该是永恒追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追求这种境界就使自己的人格提升了，书家人格提升了，你欣赏的作品的品质，你的艺术领悟力与表现力就会提升，字如其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追求魏晋时代一种高尚情操，使我们的作品也高尚起来。脱离世俗不等于为大众不喜欢。大众主义不见得就是俗的东西。大众喜欢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俗的东西。俗的东西也可说是民族东西的一部分，也只是一部分，其中毕竟还有高雅的。高雅的东西不是不为大众所喜欢，只是那种境界好多人不好企及，创作上不好企及。

　　不入晋格，终成俗品。这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