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新华书店墙壁上，多喜欢贴一张苏联时代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印制考究，令人望而感动。

　　封建社会的农民多是没有机会读书的，他们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维持生存。那时他们之间的文化传承，是靠民间的风俗习惯，靠代代之间的口口相授，靠天性与顿悟。就是在解放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教子也是重在善农事，书被视为“闲书”，读书被视为“看闲书”。那时我父亲的思想是比较开通的，节衣缩食，先送我跟村里的一个老先生学写毛笔字，后来又送我入学读书。这段经历，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玉田古今名人录》中有简略记载。现在教子受教育，求知求学成为社会风气，这是社会一大进步，可喜可贺，当永记才对。

　　说到读书，应该先从“至圣先师”那里开始。《论语》一书，谆谆教导，十之八九是讲人伦道德，也就是人际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在规定秩序，规定等级，各守名份，切勿相侵。对帝王来说，这有利于江山永固。汉武帝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听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尊儒术而不尊百家，这远离了孔子的思想。但儒术、儒说对结构社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西汉末有王莽，东汉末有“黄巾”，历史总是令人沉思。王朝末年如此，王朝初定其实也是这样，不然唐之李世民，宋之赵匡义，明之朱棣怎能登上帝位？宋赵普说他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他那个天下比不上文景之治，比不上贞观之治，也比不上后世的康乾之治。当然，《论语》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认识它的历史价值。

　　老聃明哲，也更通透。他比仲尼看得更远一点，也更透一点：“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这是批评仲尼主张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行为说行为，是舍本逐末了。老子讲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社会教化要认识人的本性，尊重个性选择，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他没有抬高人，也没有贬低人，是把人置于与自然平等的关系中来认识，这与孔子把人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来认识，所见所知是要有明显不同的。所以老子对人的先天本性认识更透彻，孔子对人的后天作为见到更明白。于是老子对人的理想化存在以引导的方式来实现，是以本治天下。孔子对人的理想化存在是管与束，见得出是以表治天下。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老子重视人的思想价值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美学——艺术哲学中更为突出。

　　《易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浓缩。夏商时代，《易经》叫《连山》《归藏》，到周时才叫《周易》。老子著《道德经》，吸收了《易经》中一部分思想，就是变化，就是辩证法。儒家则吸收了《易经》中的另一部分思想，就是修正行为，适应环境，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佛学是从印度传来的，但在印度消失了，在中国倒落地生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可见中华文化的同化力、融合力是很大的，这种开放式的体系与结构是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可比的。我们应该为此骄傲，更应该认真研究其间奥妙，推动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大交流中更好地向前发展。佛学讲超乎人之外的世界，虽然那个世界也是人间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版本，但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超出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精神世界，是一种精神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儒道释三家。当然，在不同文化时期，对三家文化的理解有深浅之分，倡导也有所不同。但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思想发展史上看，它们都在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先秦文化主要受《易经》和老子思想的影响。在周天子曾经统一管理过的国度内出现诸子百家，仅仅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来解说是不够的。国家在发展，社会在发展，思想在发展。《易经》对变化的探索，老子对人的本体存在的认识，都极大地强化了人的本体意识，也增强了人作为个体的信心。儒学不喜欢个性，主张共性，对它形成之初那个时代的思想影响不大，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变化与历史走向也影响不大，原因就在这里。

　　汉初社会，以老子思想为主。所谓黄老之治，就是无为而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才能快速发展，这为西汉社会中期的强大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以后，又受儒家思想影响，把这个基础搞坏了，西汉王朝就走下坡路了。这时佛学传过来，民生疲惫，人们需要抚摸心灵的创伤，给精神以寄托。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影响。相传他还写过一本书叫《搜神后记》，专讲神仙的故事。过去有些研究把对道、佛思想的追求视为消极避世，其实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个体生命将被生存与生活压扁、压碎而无助时，精神上给自己的生命意识以一点期待，不失是张扬生命风帆的一种“心理疗法”。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冻饿将毙前想象着圣诞夜的美景，你能说她消极？避世？俄国也有个作家写了个短篇小说，说有一个在城里当学徒的乡下孩子，因为受不了老板折磨，就给乡下的爷爷写了一封没有写上具体地址的信，然后就一直希望爷爷来接他回家，你能说他消极？避世？汉末建安七子的文学也受道、佛思想影响。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尤艰，于是佛学大盛。有一首诗这样写：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文化到盛唐就入世了。李白有道家思想，他虽然高唱“生不用封万户侯”，却渴望“但愿一识韩荆州”。为何要识“韩荆州”？因为这位韩老先生位高权重，认识他就可近天颜了。杜甫也这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把唐玄宗颂作“尧”和“舜”，也是尽量热乎些。入世就要奉行儒家精神，秉持儒家的人生态度了。再以后，出世与入世思想，一直处于交织状态。

　　几千年来，三家思想对民族文化、艺术影响，也是时分时合，时统时离，相交叉又相分流，影响着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思想是历史的传承。读书是艺术修养之母。古代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学问家，都要读好多书。王羲之、陶渊明都既当官，又或写字，或作诗，很有学问。杜甫的爷爷是初唐大诗人，律诗成体与他有很大关系，杜甫说诗是他的“家事”，书读得很多。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改变一个时代文风，文名与学名并重。相比较来说，当代的艺术家们读书就少了，文化底蕴不厚，对艺术本质缺乏理解，创作上容易留下缺憾。这种缺憾本质上就是文化断裂。跨越这条文化断裂带，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化经典，研究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要多读大家之作，大家的作品就是艺术经典。学与思要结合，要研究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研究思想文化影响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具体认识、把握艺术性的形成、表现、存在。过去在书法创作上人们常讲字外功夫，讲书家学识修养，其实也就是在讲思想文化影响与艺术表现之间怎样地相生相长。

　　创作上，艺术理念与艺术手法，明显地要受到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很对。陶渊明从生存状态看，也有逸行，那是做人的境界，不然写不出《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那样的作品。《红楼梦》不单单是写生活，也是写作者的抱负，写作者对人世的看法，人物的描写反映了曹雪芹的心态。赵树理的小说写出了纯朴的农民思想，热炕头，一头牛，所以他的作品境界不高，没有升华到写人的本性的境界。这么比较，也可以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站在时代之上俯视时代，赵树理是时代作家，但不是历史性作家。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家要有分身术，站在山内看山外，站在山外看山内。赵树理一样的作家没有能跳出他们生活的那个现实，他们在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不是在写作家自己的思想。这也类近于中国画中的工笔画与写意画。

　　工笔画是描出来的，失去大体。写意画是为抒情而画，这个画家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就高。这也可比之中西医。西医是解析，微观把握。中医是望闻问切，是整体把握，它在模糊中见整体存在，在模糊中见关系和谐，这是西医不可比的。艺术上，西方是表现主义，东方是写意主义。毕加索的抽象画风，其实为类近中国的写意画，他的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但中国艺术体现东方的美学思想，这就是阴阳之道，中和之美。太极图的双鱼，就是东方美的本体存在。书法也是阴阳之美，黑白之美，自有气韵在其间，黑白配合才会形成中国书法特有的审美表现力与审美意蕴，如果全黑或全白就无美可谈了。

　　艺术是不能单一看的，要与艺术家的经历一起研究，要从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这样才能比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