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道，不能不谈雅俗。

　　以雅俗知人说事，谈的其实是文化，品评的是文化精神，崇尚的是个性表现的韵致。

　　晋人尚玄学，喜清谈，月夜泛舟访友，将叩门而归去，谓之兴尽，这是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衣食优裕，当然有心情作精神的消遥游。这是雅。如果是老百姓，时时在战乱中疲于奔命，恐怕不可能有此情趣。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七斤老汉就无此幸运，他划着航船一进城就被革命党剪去辫子，但他的船进城后闻听情况有变不靠岸就返回行吗？想来乘船的客人和运货的货主是不答应的——他是只能俗不能雅的。

　　人名也有雅俗之分。过去乡下男人多有被称作二丑、三狗的，其实叫二丑的也不是嘴巴扯到耳根上，而是在家排行老二，属牛；三狗是排行老三戌年生；前半晌生人叫辰时，天将黑时生人叫酉时；抱子出门撞姓，逢张姓叫张保，逢王姓叫王保，无人时见山称山保，见窑叫窑保等等。这就是文化。但雅士又不一样，可取名抱石、瘦鹃、临风、白夜等等，意味与意境尽可寻而永无尽。但有时也有想不通之处，比如“瘦鹃”，这“鹃”是杜鹃花的“鹃”呢，还是杜鹃鸟的“鹃”呢？但若是花瘦还能惹人怜，会使人想起林黛玉，但若是鸟瘦，其羽不丰也不整，恐怕是要令人生厌了。可见作为文化的雅俗与生活中的文化也有不尽完全磨合的地方。

　　文化的雅俗还表现在对历史上人物的评述上。典籍写刘邦的以雄才大略取天下，但民间有一则故事，讲刘邦斩蛇起义，后军至芒砀山，白蛇现身，怒问：“何时还命？”刘帮急智急逃急答：“平地，平地”。这时他的军队在山外，他想如把蛇精骗到军前，就什么都不怕了。没想到他的话音一落，蛇精散形。刘邦当然很高兴，但他另一个没想到的是二百年后的汉平帝时，真出了王莽代汉的事。这是文化附会，也算是民间的历史观。不过刘邦向来不为民间喜欢，元散曲有《哨遍•社长排门告示》，写刘邦当年在家随父兄种地，欠租不交，错钱不还，还要耍横，后来华盖护顶就“唤什么汉高祖”了。这是俗文化的不悦，其间也许还挟藏着一点什么别的意思。

　　相似的情况文学上也有。现在流行大话古典文学名著的写法，其实民间过去就有。《西游记》中的唐三藏灵山求法回来，再过通天河时因失信招致老鼋怒而去，于是也就有了晒经关的故事。其实民间的玄奘法师更有点现实主义精神，灵山行他主要打通上层关系，小人物老鼋的好处和央告早丢到脑门后边去了。到二渡通天河老鼋提起旧日的故事，学富五车的他机敏地回答：“佛祖说你到灯头朝下时才能成正果”。他是想永远没有灯头朝下的那一天，老鼋也永世不得成正果，他也维护了佛家的诚实形象。没想到老鼋真是个小人，竞喜而去，于是就 有了宣统之后的洪宪皇帝袁世凯，而且只有83天，这是乡下人的传说，无知无识人想象中的天道与人道对小人的处罚吧。不过大概也能看出来俗的东西多半在民间，接近生活，体现着老百姓的想法，但不等于缺少精神的包容性和导向性。所以《诗经》的雅虽然与“至圣先师”的删改有关，但当它作为民间的俗文化存在时应该也是很不错的，起码得有些诗意，有些情趣。宋话本小说与当时的古文运动比起来肯定是俗文学了，但话本小说的艺术元素对后世雅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肯定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而欧阳八家的古文对后世散文体的艺术性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有时也想，艺术的俗促成了艺术的雅，艺术的雅来自于艺术的俗，没有俗的艺术，也就没有雅的艺术，艺术的形成是这要样，艺术后来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因为这层原因，所以以雅俗来品艺术 ，谈人生，可以相比较，不能细论。因为生活太丰富了。

　　散文诗《农闲》是我十几年前写的，写到一种生活现象，也是一种审美感觉：

　　“有福莫过于悠闲。当镰刀与锄头经过激烈的拼搏闲下来的时候，农家的幸福便来到了门楣，老黄牛也会舒展一下身子，得意地叫上两声。

　　白云躲在蓝蓝的天空，好像沉睡着，一动不动。太阳似也沉稳，不再如往的快速走上中天。

　　高高的瓜架上，流淌着生命的激情。绿绿的语言鲜活而热烈，圆圆地葫芦与长长的丝瓜握手，相互祝贺平静的日子。

　　知了自鸣得意。如树叶子一样的螳螂平心静气地潜伏着。

　　午后的农时静若池水，它特殊的韵律只有农家理解，并有权享受。

　　暮色来时，炊烟缕缕，如张大千的水墨画漫过农家屋脊，桑的榆间的诗情自然如陶令的情致。最是老柳树下光滑的青石板，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在那里诞生。光屁股的孩子捋着老爷爷的银须，听他说刘备的大耳朵和王母娘娘的金钗如何神奇，苍茫的夜空中那条闪光的银河便成了孩子们梦乡的去处。

　　打谷场上更是幸福，一张苇席躺满了一家老小。一桶新打的井水，一个新摘的西瓜，和着笑声香甜清爽。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是打谷场上永远的兴奋之处。孩子们比赛数起星星的数目，小眼睛渐渐地合上。母亲的臂弯是他们的童年……”

　　这是文学的雅，还是生活的俗？是艺术家的雅，还是农人的俗？直到现在，我不审觉得只能说是生活的愉悦，带来了艺术创作的愉悦。生活现象与文化现象，本来就是互为一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以为进入文学就是雅，留于生活中就是俗。这是对雅与俗的文化品格的不确切理解。雅与俗有共性，雅的文化品格其实是由俗的文化存在发展起来的。

　　中央电视台“影像志”板块介绍，陕北安塞窑洞里的婆姨们的剪纸，有一天被中央美院的一个教授发现，于是走向世界艺坛。曾经为人司空见惯的大俗之物，为慧眼所识，立至大雅，何其妙哉。还有近年来以原生态唱法博取了乐坛青睐的阿宝，他的音乐旋律就是山西民间小调，是山坡上放羊娃与锄地老汉寂寞时的自我张扬，但终于要与戴玉强的标准美声唱法和李双江的标准民族唱法同台竞艺了。阿炳的“二泉映月”也是由民间音乐而成为音乐经典的。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在民间传唱千年之后也成为一种文学典范。从历史角度来看文化或艺术，它们的形式，它们的文化元素，艺术元素，审美元素，是要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经常要有所调整，有所淘汰，有怕补充，有所创造，新东西要进来，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要沉淀，慢慢成为文化遗产。艺术上的新东西是什么？雅的艺术，艺术的雅，不能自己为自己产生新的有活力的因素。雅的艺术或艺术的雅，它们的新的活力，新的因素，只能来自于俗的艺术，或艺术的俗。我们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并不是单指内容，也包括形式。如果以为形式和形式的发展，艺术和艺术的进步可以离开生活，那认识就有点不全面了。朱熹有诗句“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理学大师，在艺术感觉上还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呢。

　　俗是由生活创造出来的，它后来远离生活，成为一种单纯的精神存在，这就雅了。因为雅，这就形成一个体系，一味在体系内自我完善。早几年文坛盛行的文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它完善了，它也封闭了，渐渐失去接纳新因素的能力。我国文学史上的赋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文体终于结束了，成为一种历史回忆。昆曲也是这样，《十五贯》救不活它，因为它的艺术性不具有时代活力。京剧进京前和进京初，也是一种俗的艺术，后来为宫廷推崇，才成为百戏之首，它雅了，但它与社会与生活的关系疏远了。它的艺术性适宜表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生活，那个时代就是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京剧有点慌乱，观众少了，连更生活化的豫剧都不如，于是就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京剧改革，于是就有了近几年来的“小剧场”创新演出，有一个代表性剧目是写很有名的“马前泼水”故事的，这样虽然演出风格自由了，但似乎不像京剧了。这大概不用叹气，只能说有些雅的艺术是应该随着时代一起向历史谢幕。古典诗词，多么典范的艺术形式，终于不敌自由体诗。时代，是时代让人们有了属于他的生活追求，艺术追求，审美追求。他一定是要寻找属于他和他的时代的艺术存在与美的存在。

　　所以，我在艺术上主张雅俗共赏，主张多数人与少数人都能接受，一方面要经得起专家品味，另一方面也要大众看得懂，历史上好的艺术都是这样的。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是属于能够体现雅俗共赏要求的，他是通过创新来达到这个艺术目的的。颜真卿也是如此，如果他要雅，只要像智永和尚那样写右军体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创新似乎是个人的“冥思苦想”，实则是在提炼时代的审美要求与艺术要求，他也是要以俗入雅的。明清的“台阁体”、“馆阁体”试图只雅不俗，结果无俗亦无雅，只有几条蚯蚓在爬。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书法家，甚至是书法大家，求雅心盛，对俗大张挞伐，我倒是担心这样的雅是不是会成为书斋里的雅，也就是书本里的雅，合上书本呢，大概只是放书架上吧？也曾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从乡下走出去的读书人，谈吐优雅，很喜欢在他的种地的父兄面前显示学问。一日，父兄下地干活，他步其后作田园牧歌颂。正是秋日，天高云淡，风爽气清，膝高的庄稼稀朗扶疏。读书人雅兴大发，近前问其父：“老丈，这红梗绿叶开白花者何物也？”其父不语。再问，再不语。三问，其父转身，二个耳光扇过来，书生惊恐，大呼：“荞麦地里打死人了”。这是雅而不达？还是该入乡随俗？

　　艺无达事，俗也是文化，不可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