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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高学历农村研究生:想做主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2-10-30 16:29:47
10 月13 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苗卫芳(左一)与父母在柳树沟村的老家。将近五个月之前,苗风山(苗卫芳的父亲)曾在此服毒自杀。摄影/ 陈建宇  10 月13 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苗卫芳(左一)与父母在柳树沟村的老家。将近五个月之前,苗风山(苗卫芳的父亲)曾在此服毒自杀。摄影/ 陈建宇

  原题:“迷失”的高学历农村生

  农村长大的苗卫芳把读书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研究生毕业后,他不得不回家种田,老父因此而绝望服毒。在这个教育制度和个人性格诱发的悲剧背后,有对“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的质疑,有对底层学子“上升通道”是否畅通的担忧,亦有对“成功”与“成材”标准观念的警醒

  本刊记者/王臣(发自河北保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苗卫芳在河北大学校园里显得有些突出。

  头发发白、脸上已爬了些皱纹的他和一群90后的学生一样,围在人工湖边读书;但一身灰蓝色的外套又脏又旧,手边装书的是一个买菜用的布袋,这让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大学老师。

  事实上,苗卫芳是去年在这里毕业的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今年41岁。10月12日,他因为一段视频短片,成了全国媒体的新闻点——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因此绝望服毒。

  十几天来,苗卫芳每天要接受全国两到三家媒体的采访,几乎每位记者,都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你觉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吗?”

  “从我这个悲剧来看,不能。”但在苗卫芳看来,自己的人生又很难会有另外一种选择。

苗卫芳研究生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摄影/陈建宇苗卫芳研究生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摄影/陈建宇

  “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父辈不是,自己要是”

  秋初的华北平原显得一片荒凉,庄稼地早已收割完毕,只有马上要落地的红叶给整个村庄带来了零星的生机。

  这里是苗卫芳的老家,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从市里到县城要300多里,之后要走一条不断盘旋的山路,直到太行山深处,才能找到这个不足百人的村庄。

  41年前,苗卫芳在这里出生。在这个革命老区,就算再穷困潦倒,家家户户也都挂着大幅崭新的毛主席像。

  当年,只有小学文化的苗风山和妻子靠种地糊口,供儿女三个上学,但只有小儿子苗卫芳念书好,小学毕业那年,在整个城南庄都名列前茅,考上了乡里的重点初中。

  好消息传得快,整个村的人都称赞,“老苗家出了个天才啊!”“这孩子太棒了”这把苗风山高兴坏了,那时,苗风山就把期望都落在儿子身上,“能学出来、考出来,出人头地”。

  从此,苗卫芳成了全家的重心。每年老两口靠种地、卖粮食有三四百块钱的收入,其中二百多块用于小儿子的学费和零花钱。每个月母亲都利用赶市集的空当去乡里看儿子,每次儿子回家,父母都把家里最好吃的给他带上,再额外塞几毛零用钱。小学以来,每年苗卫芳得的奖状,都被贴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但上了初二,数学开始难了,苗卫芳觉得特别吃力,几次考试都不及格,每个月他拿着成绩单到家,都挨一顿打。坏消息比好消息传得更快,村里人议论着,“这孩子不行了,不行了”每次吃饭,母亲也是叨叨个不停,“要用功啊!”

  不管苗卫芳怎么努力,理科成绩就是上不去,“我考不上大学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没想到苗风山什么也没说,默认了现实,“他那时候已经对我不抱期望了”。

  辍学以后,苗卫芳和村里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到县城打工,成了“农民工”一族,搬砖、拉水泥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手里面总拿着本书来看,“没书看难受,睡不着觉”,不多久,苗卫芳觉得,或许有朝一日自己还能上大学。

  于是,他捡起高中的数学课本,没日没夜地看,早上四点起床看书,六点上工地,晚上八点下班之后,他回到工棚又躺在床上接着学。但直到27岁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完成大学梦。

  1997年,为了能赚更多的工钱,苗卫芳跟着乡亲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成人高考(微博)。苗卫芳觉得机会来了,他放下所有活儿,“脱产”复习了三个月,转年,顺利地考上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管理干部学院。

  整整两年,3000元的学费,苗卫芳只凑够了400块钱,为此,他到现在都没拿到毕业证。但苗卫芳还是心满意足,“这下,我就能找个跟知识有关系的工作了。”毕业后,他回河北老家,在县里的中学做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每个月工资只有240元,还不如当农民工赚得多,但他干得起劲儿,“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父辈不是,自己要是。”苗卫芳觉得,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

  “私立学校老师和农民工没有本质区别”

  当代课老师,从生活上来看,苗卫芳的生活只是从集体工棚搬到了集体宿舍,但他的心态却有很大变化,“你知道的,教师这个职业可是神圣而高尚的”,在他的观念里,从以前到现在,教师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可很快,现实打消了苗卫芳的憧憬。

  做了一年代课老师之后, 为了多赚些钱,苗卫芳开始去私立学校任教,一干就是六七年。私立学校老师每个月400元钱的工资,比公立学校多100元,两三个月之后,又翻了一番,但渐渐地,他发现了私立学校老师和公立学校老师有着极大的区别:在私立学校,学生是上帝,老师没地位。

  私立校不允许老师跟学生发生冲突,如果产生矛盾,老师要主动道歉,有的老师还因此被开除。苗卫芳虽然没出过大乱子,但小矛盾不断,自己没少忍气吞声。

  “老师怎么能受这种待遇?”苗卫芳接受不了,很快,他发现差距不仅如此。

  有些私立学校寒暑假不发工资,“这是违法的”,苗卫芳念叨起曾经背过的法律条文,“老师应该带薪休假,不分私立、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待遇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或者高于公务员(微博)工资水平”,凭借这一条,苗卫芳觉得,按照国家规定,老师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比公务员还高”。

  现实并不如他所愿。

  六七年来,苗卫芳几乎是一年换一个地方,有时是被学校开除,有时是自己请辞。比如,苗卫芳在保定的一家私立学校任教时,一次全体大会上,包括后勤人员的二三百名老师正在听领导讲话。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在会上接了个学生家长(微博)电话,被打断的领导对女老师破口大骂。苗卫芳难以接受,“一个规范的企业领导不应该这么不尊重人”;私立学校灌输“学生是上帝”的思想,苗卫芳也觉得为难,“既不能得罪领导,也不敢得罪学生”;苗卫芳也不习惯学校的一些人事氛围。有的同事会跟校长打小报告,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如管理学生不好、教学时读别的书、课讲得不好,甚至自己打饭的行为都能成为别人议论的话柄。

  时间一长,苗卫芳觉得,私立校老师在本质上跟农民工没有任何差别——流动性大、不稳定,“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他把社会上的所有工作分成两类——打工的和能做主人的,区别在于,后者不会“随便就被开除”。比如,私立学校老师是打工的,公立学校老师是主人;编外记者是打工的,在编记者是主人;公司高管是打工的,有红利和股份的职员是主人;农民工和富士康的工人是打工的,公务员是主人……

  这样看来,苗卫芳觉得自己从农民工到私立学校老师,并不算改变命运,他希望能当一名“能做主人”的老师。

  2008年,苗卫芳37岁了,已经通过了自考专科、本科的考试,他决定考研(微博),期待在考取研究生之后,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学历高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这是合理的,不是吗?”苗卫芳说。

  “想引起社会对我们草根研究生群体的关注”

  苗卫芳报考了河北大学的全日制研究生。他一举成功,被录取进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初试成绩出来时,他回老家准备复试,并把好消息告诉了父亲。可没想到,苗风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考上,就去读吧”。苗卫芳有些意外,父亲还不如自己小时候考上初中时兴奋。

  村里人的反应,也出乎他意料,“都这个岁数了,考上研究生有什么用?”老人们并不看好这能给苗家带来多大改变。

  只有苗卫芳自己觉得光耀门楣了。

  这么多年来,村里也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改变了命运。有的年轻时当兵,后来当了官;有的去大城市打工,后来赚了大钱。苗卫芳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县里面的交通局局长,一个是村里面做蜜枣生意的“百万富翁”,姑姑则是县一中的老师。

  整个村子十几户人家都是砖瓦房,只有苗卫芳一家到现在还是土房子,靠近山的上端,与整个村子格格不入。

  这些在苗卫芳看来,都叫做“竞争压力”。他也曾经试过做生意,卖豆腐、做面条可屡屡失败。成为研究生,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成了他“超越别人”的希冀。

  刚一入学,苗卫芳就打听往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结果让他十分扫兴,没几个符合他的要求,“或许到我那一届就会有好转”,他始终抱着期望。

  从研究生二年级开始,苗卫芳就开始找工作。

  按照他的职业分类理论,最理想的出路是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但是,公务员招考一般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他没有入选资格,不仅如此,就连一般招聘单位的年龄上限,苗卫芳也超了不少。

  去年4月,研究生还没毕业,苗卫芳就回了老家,专心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二月兰》,这是以自己为原型,描写代课老师故事的小说,没有出版社出版,他就自费印了1000本到处自荐。

  父亲看不懂这些,他把儿子的书举起来端详一阵,又放下,觉得拿到了毕业证,再加上有了作品,儿子一定能找到工作。

  苗卫芳终于毕业了。公立学校的工作还是没找到,他希望能有文联、作协这样的单位接收他,适合自己写作,这个想法当然也不现实。

  又在私立学校勉强干了几个月后,苗卫芳决定辞职,回家种地。在他看来,这虽然憋屈,但顺理成章,“父母身体不好,干不了活了,只能我来”。

  这成了压倒父亲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老两口因为治病和儿子上学,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但到头来,无论苗卫芳的命运,还是全家人的命运,都没有任何改变,父亲绝望了。

  5月25日,苗风山吞下了100片安眠药。

  苗卫芳刚刚回家种田时,有一位拍客朋友曾给他拍过一个视频,并放到了网络上,但反响平平。这次父亲出了事儿,被抢救过来之后,这位朋友闻讯又来了。很快,这个标题为《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亲气绝服毒》的短片,招致了众多关注。

  有人质疑他借此“炒作”。苗卫芳纠正说,“传播视频只是想引起社会对我们草根研究生群体的关注,这不是炒作,词性不一样”。

  “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我像个异类”

  事件爆发后,家里人都埋怨苗卫芳。嫂子觉得他“自己不争气,做事不脚踏实地,还家丑外扬”,害得自己在这么个山沟沟里抬不起头来做人。父母也不堪媒体频扰,躲到了出嫁的女儿家。

  前几个月,苗卫芳回老家拾掇这一季的玉米,父母甚至哄他回城里,“快走吧,找工作去吧”。

  事实上,苗卫芳自己也觉得在老家呆不下去,全家人除了自己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跟他们聊心事,也没人能理解,自从一位在老家的初中同学出车祸去世后,他在老家连个可以聊天的对象都没有。

  就连吃饭,他和家人也吃不到一块。见识多的苗卫芳喜欢粗粮,每餐单独用红薯叶和玉米面做成“疙瘩”吃,但老父母看不惯,他们吃了一辈子粗粮,好不容易有能力吃上细粮白面,怎么能倒退呢?

  他跟村里人说,种地不要用化肥、除草剂,这样的食品才“绿色健康”,周围人都把这当成笑话。

  苗卫芳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农村,可读了研究生拿到了城市户口的他,在城里也找不到位置。他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一个石家庄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交流,谈文学、谈创作、谈政治体制改革、谈民主与法治,乐此不疲……但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离开那个圈子,他仍然要回到城市郊区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和农民工住在一起。

  唯一能够区别苗卫芳与普通农民工的,是他起早贪黑地读书复习,就像20年前一样。他的目标是考取县城公立学校教师岗位——他已经认定了,这是自己命运获得改变的标志,是一份“做主人”的工作。

  苗卫芳在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中,写了这么一段自我介绍,“世事尚不洞明,人情亦未练达;平生惟知耕田以奉亲,读书以自娱,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虽潦倒落魄,坎坷蹭蹬,仍矢志不移,弦歌不辍。”

  这天,苗卫芳从河北大学校园里骑车回租屋,在城郊路过一家火烧摊,他停下买了火烧充饥,吃到一半,抬头问同行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说我属于哪儿?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像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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