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离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所在地近在咫尺 施康伟 摄

　　无论在哪个国家，遗址、纪念馆、博物馆和教科书都是人们接受历史教育的主要渠道。而二战后，对于是否该保留和修复战争遗迹、如何在教科书中讲述二战历史这两个问题，德国人争论不断，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正视历史的道路。

　　纠结：是留下还是毁掉

　　对德国人来说，纪念馆和博物馆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常常可以在那里见到老师带着一群学生讲解、参观，或是家长和孩子一道拿着无线解说器一遍遍听着二战故事。要不是关于是否保留战争遗址的争论最终得出“保留”的结论，人们可能再也无法“见识”战争和屠杀残酷、血腥的沉重。

　　与德国许多其他城市不一样，慕尼黑与纳粹主义密不可分。一战后，反犹太情绪和极右思想盛行的慕尼黑成为纳粹党兴起的沃土，纳粹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都在这里建立，希特勒成为这场运动中的领军人物。战后，慕尼黑及其所在的巴伐利亚州的市民团体一直呼吁社会以坦率、批判的眼光审视这里的纳粹历史，从而保留了大量遗迹，改建成纪念馆、博物馆。

　　在慕尼黑停留的几天正值欧洲酷暑，而这里也是我抵达德国的第一站。一下飞机，我就买了车票，坐上驶向小镇达豪的火车。达豪离慕尼黑很近，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建立，并在后来成为全德国建设集中营的范本，直至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了这里。

　　铁门上那个纳粹德文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作使人自由)的谎言将达豪集中营伪装成一个“工作与接受再教育的营地”，所有被带到这里的犹太人都通过这个大门走进了地狱，只有死亡，而非劳作才让他们获得“自由”。开阔却压抑的点名广场、拥挤的大通铺、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焚尸炉、会把人逼疯的“集中营的监狱”……为我们讲解的导游女士说，每在达豪集中营纪念馆解说两周，她总要歇上一阵，“因为精神压力太大”。狭窄的空间、沉闷的环境，让每个来到这里的导游和游客都感到压抑，更不用说当年被关押在此的犹太人和政治异见者了。

　　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个保留着幸存者的可怕回忆，又会让当时的德意志民族感觉脱不了干系的集中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馆实际上是长期政治斗争和博弈的产物。”奥格斯堡大学的苏斯教授说。

　　是否该保留糟糕的记忆、政府如何拨款、如何纪念更妥当……围绕这些问题，人们争论不休。上世纪50年代，德国人对大屠杀和集中营记忆的集体压抑，一部分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一部分则是为了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在苏斯教授看来，无论出于哪种考虑，这样一种抑制的态度都意味着对过去的遗忘。1955年，由集中营囚犯在二战结束前成立的非官方机构国际达豪委员会(CID)开始活动，制止了一些人捣毁焚尸炉的行动，4年后又要求在集中营旧址建纪念馆。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十七年，巴伐利亚州政府终于与CID达成共识，保留集中营旧址并建成纪念馆。

　　“社会的历史记忆始终是多元化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博弈的一部分，始终是由不同团体，而不仅仅是国家，提出不同的历史诠释。”苏斯教授认为，这种多元化的诠释构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

　　记忆：“好的坏的”都记住

　　慕尼黑的国王广场附近曾是纳粹党全国总部“褐宫”所在地，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曾在这里举行阅兵仪式和纪念活动。在盟军空袭中“褐宫”被炸毁，如今取代它的是一座颇具现代感的白色立方体建筑——慕尼黑纳粹档案中心。

　　与那些只讲述纳粹兴衰和二战历史的博物馆不一样，今年5月1日刚刚开门的慕尼黑纳粹档案中心将纳粹发展的叙述延伸到当代的新纳粹。详尽的文字介绍与图片的搭配讲述着战后犹太社区的重建、社会与新纳粹势力的斗争，甚至一点也不避讳新纳粹曾进入议会的事实。“1966至1969年间，NPD(德国国家民主党，极右翼)曾进入7个州议会。在巴伐利亚州，他们获得了7.4%选票。”即便如今新纳粹势力选情糟糕，档案馆简介上依旧这样写着：“不应对右翼势力至今仍然存在并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事实含糊其辞……上世纪70年代以后，更伴随着两个德国的合并，新纳粹和右翼恐怖组织变得更为暴力。”

　　档案馆的地下资料室向普通市民开放，人人可以尽情阅读书架上的相关档案，也可以在电脑上查看影音资料，甚至可以检索纳粹德国时期居住在慕尼黑的犹太人的去向。我随意点开数据库里的一个名字，资料显示，出生于1874年1月15日的克拉拉·雅各布·霍恩曾住在穿过慕尼黑城的伊萨尔河畔，但当纳粹党掌权并疯狂地向邻国开战后，她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1940年8月13日，克拉拉离开德国，移民到了上海。

　　而为1933至1945年间被纳粹迫害致死的96名国会成员建造的纪念物讲述着另一番故事。1992年树立的这个纪念物就位于德国国会大厦旁，96块钢片的每一块代表着一名遭迫害的国会成员，刻着他们的姓名、生卒年份、所属政党以及遇害地点。曾激烈反对希特勒掌权的犹太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1877年生，1941年卒，巴黎健康监狱，社会民主党”；因参与德国国防军军官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以绞刑的朱力斯·雷贝尔，“1891年生，1945年卒，柏林普洛岑湖监狱，社会民主党”；号召暴力推翻希特勒的恩斯特·台尔曼，“1886年生，1944年卒，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共产党”……

　　当德国人不再纠结于是否应保存关于二战的记忆时，他们开始在各处营造博物馆、纪念馆或纪念物。他们没有选择性地记住或遗忘，而是把发生过的这些“好的坏的”都记住。人们也自觉地走近它们，一遍遍聆听来自过去的警醒。

　　参观：学生们的必修课

　　记忆的延续需要媒介，历史教育则承担了传承二战记忆的重任。“历史教育当然是一项政治任务。”在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系首席教授苏珊·波普看来，无论在哪个国家，历史教育都是为政府服务的。让年轻一代记住怎样的历史，教他们如何审视历史，教师应当怎样讲授历史……所有这一切，与过去有关，更与未来有关。

　　尽管有德国人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过，关于二战历史的学习太过重复，但波普教授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学得还不够。”曾经也在中小学任教的波普教授说，大屠杀是德国二战历史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话题，通常老师们会从各个方面来介绍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发生的整个过程。

　　在德国，各州州政府批准教科书的使用，教师可自由选择授课方式。但不同于日本的是，德国法律严格禁止传播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思想，“无论联邦还是州，乃至更小层面都是这样。”波普教授说，正是这样严格的规定，使德国避免了如日本历史教科书那样的争议。“上世纪70年代，我们也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议：要不要编制一种新的教科书，只有史料而没有评价。”波普教授介绍说，基于认为学生应通过单纯的史料学习历史、自行思考，从而避免失去自主性的观点，有学者曾提出这样一种新的教科书编制方案。但在波普看来，价值取向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小学生仍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而且这种专读史料的教学方式难以操作，因此最终没能普及。

　　除课堂教学外，参观达豪集中营纪念馆也是巴伐利亚州孩子们的必修课。然而，巴伐利亚州州长在上世纪90年代才第一次访问达豪，默克尔总理直到2013年才成为参观达豪集中营的首位德国总理，这堂必修课的起步有些晚。波普教授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学生们才开始来此参观，而将此作为一种义务也才6年。她的助手舒曼博士补充道：“如今，巴伐利亚州的每一个老师都有义务带学生参观达豪这样的集中营或纪念场所。”

　　不管怎样，德国的教育界一直在试图让学生们了解二战历史，牢记战争和大屠杀的恐怖。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