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铜器收藏特指汉前尤其是三代青铜器,这种特指在中国大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收藏市场形成后才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大陆限制青铜器的收藏和流通交易,青铜器收藏甚微,器物稀见,且鲜有人将其列为收藏项目。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以纽约、伦敦、巴黎等艺术品市场上,铜器备受收藏者、古董商、博物馆青睐,屡屡创出中国艺术品交易天价。毫不夸张地说,私人藏青铜器主要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也因此导致了中国大陆忽视宋元以降中国晚期铜器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基本形成了由民间收藏推动学术研究的局面。
当代私人收藏者的铜器鉴赏观
中国收藏家重视藏品包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即有记述。乌尔里希认为“部分修复专家及策展人认为铜器应当刻意清洗,务求今古器看来光洁如新,以吾所见,诚为遗憾。此举不但洗去历代藏者珍爱之情,令藏品惆然失落时间痕迹,现今赝品泛滥,再洗去年月证据,鉴别铜器真伪势将更为限巨。赝品或可抄袭设计,假制包浆却极其困难,故而在美学基础与思古情怀以外,铜器包浆更可助于鉴辨。”
保罗·莫斯指出,“铜器之面层,可证明它既非数百年来埋没黄土、最近出土之古物,更非机器制成之滥作,而是一直备受用者珍重保存之雅器。古董收藏,以历代妥善保存及使用之珍品为尚,埋以墓塜之陪葬物品为次,尤宋代以降工艺为甚。此外,铜器面层蕴藏无名艺匠之个人风格及心血结晶。中国工匠观望良古美玉,成品形状自然浮现,感受表层生命流转,再施浮雕镂刻,铜匠亦然,甚至臻妙品,无论器皿铸像,表层皆触手生温。如此看来,明代铜器精品之美,并不次于上等犀角竹刻玉雕,而且更为内敛。”
1976年12月14日,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年)夫人在伦敦苏富比售出一只家藏“张鸣岐制”款手炉,由著名古董经纪人休·莫斯以高价代香港收藏家叶义竞得。1984年11月22日,这只手炉与另外六只手炉成一组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由保罗·莫斯以极低价格竞得,后转手乌尔里希收藏。保罗·莫斯在香港竞拍时,当场被一高级古董商笑翻,原因即当时这类手炉单只在香港荷里活市场仅值250港币。有行家甚至认为,叶义医生是由荷里活市场以此价格凑成七只一组手炉。2014年10月8日,这只手炉(宽13.9厘米)在乌尔里希的未了情园藏品专场中,估价8万至10万港币上拍,拍至178万港币。
这只手炉的收藏流传经历,折射了近四十年来中外收藏者对宋元明清铜器的市场认知。
明代铜器是市场交易主体
明清铜器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准确断代并不容易,“明清铜器”之称约定俗成,古玩行流行的断代是粗略的明早期、明晚期、明末清初、清早期、清中晚期几种分法,视器型拙朴大方、纹饰简略、铜质精纯者视为明代制品,而将制作精美、纹饰复杂者看作是清代制品。
事实上,明清铜器断代的复杂性远超常人想象,也备受争议。以铜炉为例,直到2009年8月17日,针对明清铜炉的科学检测才正式起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米佳先生精心挑选13件该院所藏明清铜炉代表器物,与明宣德二年宣德皇帝赐青海瞿昙寺的铜鎏金双耳活环瓶比对研究。活环瓶以黄铜铸造,对其瓶口、耳、腹、足部抽检,锌含量谱图峰值在11.808-14.653%,锡含量为0。13件铜炉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使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无损检测发现,仅清宫旧藏明宣德冲耳乳足炉(故142844)的检测结果与活环瓶接近,含金1.9%,含锌均值12.0%。此炉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宣德炉。从13件铜炉所含锌的比值顺序看,从明宣德至清嘉庆,宣铜器的锌含量比值图谱曲线走了一个马鞍形,明宣德时期的11-15%左右,至明末的2-7%左右,再至清康熙的6-7%左右、雍正的7-11%左右、乾隆的17%左右、嘉庆的17-18%左右。这也是大致判断明清铜炉年代的数据依据(李米佳:《宣德炉研究——故宫藏宣铜器的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宣铜”之器——定名、标准器及其他》,《紫禁城》,2015年第3期)。
铜炉无疑是明清铜器中制作较为精细的一类,对铜质的要求较高,明清文献中记载着为去除铜所含杂质,采用多次精炼,多者十余次。李米佳认为对铜炉含锌比例的检测及研究,对明清铜器其他器类的鉴别和断代是否同样具有参照价值,还需进一步研究。不容忽视的是,老一辈文物专家的鉴定结果,选取的13件铜炉中,有几件检测结果与鉴定专家的鉴定结果相符。
也就是说,放之收藏市场,铜器收藏者长期积累的传统鉴定经验——目鉴同等重要。乌尔里希、保罗所藏铜器均以明代制品的主体,明确标注宋元制品所占比例不大,乌尔里希117件藏品中明清铜器76件,明以前铜器26件,15件宋至明、元至明断代存疑。保罗·弗里曼等人的102件藏品中,宋元铜器仅21件,明以前铜器71件,宋到明断代存疑者10件。
清宫御制陈设铜器行情飙升
明清铜器特别是铜炉市场行情的飙升,得益于王世襄先生旧藏铜炉的两次拍卖:2003年11月首次在中国嘉德上拍21件,2010年12月北京匡时再拍(少一件“深柳书堂”冲耳炉)。首次拍卖21件铜炉被上海一收藏家悉数拍得,这批铜炉是王世襄毕生所藏之物,大部分源自民国收藏名家,王世襄在《自珍集》中清晰记录了藏品来源。21件成交额1179.2万元,再拍时20件成交额达9844.8万元,7年间价格上涨超过8倍。清康熙“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款马槽炉首次以89.1万元拍出,第二次拍至1456万元,价格上涨超过14倍。明崇祯“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首次拍至166.1万元,第二次拍至1512万元。清顺治“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首拍拍至166.1万元,第二次拍至1176万元。
这批铜炉巨大的升值潜力,引发铜炉拍卖行情飙升,明清铜器特别是宫廷铜器价格高涨,精品动辄价超百万元,上千万元的成交品亦不鲜见。2011年12月西泠拍卖明代“涌泉”款铜鎏金兽耳炉,成交价达920万元。
清代宫廷御制陈设铜器器型丰富,纹饰精美,历来是收藏者搜求的对象,市场上“宫廷御制”的品牌价值远远高于文人雅玩。因此,清代铜器实质上在价格上已经市场化地分为宫廷御制和文人雅玩两类。
2007年宫廷御制陈设铜器精品价格已超过千万元。当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估35万至50万港币的清康熙“康熙五十二年制”款御制鎏金铜交龙钮八卦“无射”编钟拍至1376.75万港币,一对清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款御制铜铸刻龙凤纹双耳活环方觚估40万至60万港币,拍至1130.35万港币。北京翰海当年秋拍中,清雍正“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铜海水龙纹瓶估6万至9万元,最终拍至1570.24万元。行内人普遍认为,这三件清宫御制铜器应为圆明园遗物,这也是拍卖价格飙高原因之一。
2009年5月,一对日本优彩庵旧藏的清康熙“康熙五十四年制”款御制鎏金铜交龙钮云龙纹“无射”“夹钟”编钟,在香港佳士得成交价达4546万港币。2011年4月,一对清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款金彩仿古铜浮雕螭龙图双耳盖壶拍至4322万港币。2014年10月,斯匹尔曼(Speelman)所藏明宣德“大明宣德年制”款鎏金铜宝鸭熏炉,在香港苏富比拍得2924万港币。
可见,当前明清宫陈设铜器的价格已到千万元级别,与文人清赏铜器的行情对比强烈。
文人清赏铜器价值认知有待提高
王世襄、乌尔里希、保罗等人的铜器收藏,多数为文人清赏雅玩之物。乌尔里希及保罗藏品囊括了宋代至清代铜器的大部分代表器型:各式鼎、尊、爵、瓶、炉、觚、豆、匜、壶,洗、盒、盘、碗、钵、勺、杯,笔搁、镇纸、砚滴、水滴,镜座、立像、熏球、茶罐、香插、镜、钟等,种类繁多,俨然一幅具象的宋元明清铜器史,被收藏者、行家誉为拍场历年所见私人藏铜器范本。
这些铜器多数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生活中插花、品香等常用常见之物,不少在屠隆、文震亨、高濂、李渔等明清文人的文玩著作中有所提及。明代大量制作文玩清赏铜器是在晚期,当时设计新颖、制作精巧之物,备受文人士大夫阶层重视。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中《清赏诸论》卷即由铜器鉴赏始,更专著《论古铜器具的取用》一篇,详述时人对古铜器的运用,《论文房器具》《论香》《瓶花三说》等卷中,更详述了时人使用铜器的流行风尚。
当前市场热捧清代宫廷铜器与铜炉,显然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对铜器的价值观相悖。乌尔里希、保尔藏品的拍卖结果,也反证了当前收藏者、古董行家对宋元明清铜器的价值和美学思想缺乏认知。尽管乌尔里希的藏品拍出了令人吃惊的价格,但与铜炉的行情热度相比,大量铜器的价格还是地板价。若与同时期的瓷器等类别的艺术品相比,铜器显然还有相当大的价差空间,这也正是铜器板块的未来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