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

　　选政治还是选艺术

　　2015年情人节的晚上，第65届柏林电影节在电影宫举行颁奖典礼。台上的银熊在一尊一尊减少，之前赔率最低，也即获奖呼声最高的几部片子都一一上了台。伊朗电影《出租车》除外，也因此当电影节总监和本届评委会主席共同紧握最后那尊小金熊并宣布荣归《出租车》时，就像是期待已久的另一只鞋子终于落下。因本国政府的禁令导演本人无法到场，他的侄女(也在片中本色出演了角色)上台领了奖，之后这尊没有导演陪伴的金熊被放在空荡荡的地上，一堆记者举着镜头狂拍一气，把本来的纪念变得有点像行为艺术。

　　65岁的柏林电影节仍然是政治为纲，或者说，《出租车》获得金熊，至少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柏林电影节的政治性的刻板印象。在开幕式上，德国文化部长和柏林市长上台讲话，提及文化的同时也提及压迫，重申了前者表达自由的重要性。电影节期间，各种打分体系中，《出租车》得分总是很高，但基本从来没有拿过满分，与主竞赛单元最有望获奖的《45周年》、《神父俱乐部》等相比，也只是持平甚至略低。

　　这部片子的导演贾法·帕纳西是柏林电影节街谈巷议的话题：被伊朗政府逮捕过两次，2010年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20年不得拍片，目前在家软禁，被禁止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以及出国。在被判刑之前，他已经拿过一次金熊(1995年《白气球》)和一次银熊(2006年《越位》)，被禁之后，他更成为柏林电影节的宠儿，两年前，《闭幕》以最佳编剧奖获银熊，今年《出租车》拿了金熊，也被公认为是他被禁以来秘密拍摄的三部电影中的最好作品。

　　《出租车》的颁奖词说这是“一封写给电影的情书”，导演面对禁令“创作上没有放弃气馁，也没有任凭愤怒和沮丧的情绪在作品中泛滥”——人人都同情帕纳西生活在一个悲剧当中，他却自己将之演绎为一出机锋俏皮的喜剧，这就击中了观者要害。如果说首映场时观众因为之前的政治传闻还抱着严肃紧张的心情的话，到了最后一场，影院气氛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人们等待着一场惬意享受。这是一个可爱的电影小品，故事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车在德黑兰的大街小巷间穿梭，乘客不断上下车，他与他们交谈，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主要在聆听。乘客有认为偷汽车轮胎的人应判死刑的激进分子，有满身鲜血急需抢救却又忙着留遗嘱把财产全数留给妻子的男子(按伊朗法律，女性没有继承权，丈夫一旦死亡遗产自动被几个兄弟瓜分)，有抱着一缸活金鱼急着去庙里准点放生的老太太，也有贾法·帕纳西那发愁如何完成“远离肮脏的现实主义”的电影作业的10岁侄女。司机就是贾法·帕纳西本人，他似乎无意于“扮演”，并屡次被乘客“认出”，其中一位乘客——一个走街串巷兜售盗版电影光盘的小贩——甚至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导演身份向自己的顾客做生意：“如果没有我，就是你帕纳西也不认识伍迪·艾伦！”这句台词引得全场大笑，被称作“伊朗的伍迪·艾伦”的贾法·帕纳西在巨屏上露出一个神情宽厚的自嘲笑容。

　　纪实还是虚构、职业演员还是业余演员、即兴表演还是精心编好的剧本？《出租车》立刻就引起了这样的争论。拍摄时镜头被放在挡风玻璃前、汽车的仪表盘上方，整部影片的空间基本固定在移动的汽车内部，时而投向窗外，但是视野却极为有限。这种手法经由阿巴斯开创，如今又被帕纳西发扬光大，评论家们忙不及地将之冠名为“伊朗传统”。恰逢当前智能手机普及、全民自拍的潮流，《出租车》中人物大头常常占据整个画面的粗糙质感和角色常常直视摄像头的角度，引起了关于自拍和电影之间的界限的讨论。不少人对这种手法不以为然，一个美国电影节策展人说：“对我来说，这太简单了，不过就是司机和乘客的一对一聊天、议论，这是做一个采访的办法，但是不像是电影。”也有人从这种原本是受限而不得不秘密拍摄的手法中看到了创造性和艺术感，当年用在阿巴斯身上的赞词如今全数被用在了帕纳西身上。一个力挺这部影片的德国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看完《出租车》几天后，我在柏林打车，司机正好是伊朗人，业余也写电影评论，而且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贾法·帕纳西的文章，我们顺理成章地谈论起帕纳西这部最新的电影。我们一致认为，这部片子是对伊朗本国人民的生动描绘，也是对艺术创作的精彩反思，充满爱、人性和艺术性，讨论到最后我和他都是热泪盈眶。”

　　柏林电影节的主办方从上到下都对电影节的政治性毫不讳言。“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全景单元的选片负责人维兰德·斯贝克(Wieland Speck)说。全景单元是柏林电影节除主竞赛单元之外最被人关注的官方单元，成立于1980年，从成立一开始就被拿来和主竞赛单元相提并论。“就像戛纳和威尼斯。”2002年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上任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之后，曾号召所有人一起工作，然而主竞赛和全景两个单元仍然彼此独立，因为各自都很成功。“北美的电影节有时多达25个板块，比如多伦多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但是柏林电影节是从只有一个板块开始的，最开始只有主竞赛单元，这个电影节1951年由美国人成立，目的是为了对曾经的纳粹国家进行再教育，也给当时陷于民主德国政权包围之中、像人质一样生存着的西柏林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柏林电影节上的赢家可以直接走上世界影坛。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欧洲‘反叛的一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年轻人要反抗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现实。于是，1971年柏林电影节第一次有了主竞赛单元之外的新板块，即论坛单元。70年代，世界政治和经济又发生了许多改变，10年之后，当年论坛单元的创办人之一又创办了全景单元。因此可以说，论坛单元是60年代政治与社会孕育的产物，而全景单元则是70年代的产物。”

　　越有名，越失望

　　这些历史如今距离我们三四十年有余，当下柏林电影节需要直面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参展影片的名气和质量并行不悖，尤其是最受关注的主竞赛单元。自从柏林电影节1978年为了避免和戛纳电影节贴身肉搏而把举办季节从阳光和煦的6月改到风雪凛冽的2月之后，电影节的举办时间点就一直遭到诟病。大家认为，柏林电影节开始得太早了，比如2015年的柏林电影节结束一个星期之后，奥斯卡才举行2014年度的颁奖典礼。美国《综艺》杂志影评人彼得·迪布吉(Peter Debruge)在预测今年金熊时说：“世界上最好的‘作者电影’的导演们都宁愿再等3个月，把片子送到戛纳去首映，再这样下去，柏林电影节就快要沦为二线电影节了。”据传闻，阿诺·德斯普里钦(Arnaud Desplechin)、加斯帕·诺(Gaspar Noe)、马提欧·加洛尼(Matteo Garrone)、侯孝贤以及贾樟柯的新片都即将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映，他们一个都没有来今年的柏林电影节。美国著名影评人、2013年任戛纳电影节首席影评人兼特别顾问的斯科特·方达斯(Scott Foundas)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部第一流的‘作者电影’来了柏林电影节，常常要么是戛纳电影节不打算上映这部片子，要么是限于什么合同条款，必须在5月之前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