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堡的古建筑及雕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体现了多种建筑文化的糅合与融会，反映了张家口堡这个城市从“武”城到“商”城的演变历史，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张家口堡是全国大中城市中明清建筑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堡之一，共有478座院落，其中价值较高的重点院落93处。这些建筑遗存既有北方的质朴与厚重，也有南国的灵秀与雅致，还有异域元素融入的痕迹。透过张家口堡建筑雕饰的风格和题材，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张家口北接内蒙古高原，历史上的草原游牧民族，如：荤粥、山戎、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满几乎都在这里繁衍生息，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张家口两汉时期“置榷场”、明朝“隆庆开关”、清朝开“张库商道”，这些都为这座城市注入了边塞商贸文化的基因。张家口堡建于1429年，地处两山夹谷地貌之间，扼守直达北京的战略通道，蒙金决战野狐岭、燕王扫北、土木之变、康熙亲征噶尔丹、抗日同盟等一系列事关华夏命运的重要战事都曾在这里上演，战争文化亦成为张家口堡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之一。

　　张家口堡鲜明的文化特征在其建筑雕饰艺术中有着明显的表达。根据其独特的审美意味与装饰特色，我们大体将之划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武城文化——彪悍强壮与粗犷豪放之美。张家口堡筑城之初主要是为了屯兵戍边，常驻人员是军人及其家属。连年烽火，民众形成了“无高风列，民风挚悍”和性情直率豪爽的尚武性格。所以建筑雕饰的整体风格也自然而然地传达出尚武之人所喜好的奔放、威武、粗犷、质朴之美感。有一部分建筑雕饰的表现题材则直接表现了这种“尚武文化”，如：马的造型随处可见，门鼓石多种多样。马是古代国力、战斗力的标志之一，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犹如今天的坦克。中国传统故事中，日行千里、万马奔腾、马首是瞻、马到成功等，都与军事相关。门鼓石传说来源于古时凯旋的将军，把战鼓置于门前显耀其赫赫战功，逐渐演变为以门鼓石替代，也是崇尚武力与炫耀战功的标志。

　　二是汉族文化——吉祥祝福与含蓄教化之美。明清以降直到民国，张家口堡经济繁盛数百年。来此经商的主要有山西、北京、蔚县三大商帮，其中晋商贡献尤其重要，加之明朝大批移民到张家口屯垦戍边，从而形成三晋文化、京都文化和当地文化融汇交流。吉祥祝福与含蓄教化是这里的主流文化。在这里汉族文化崇尚的天人合一、仁爱礼教、福禄寿喜等人生理念与追求多有反映。借助吉祥动物、植物和纹饰，借助“谐音”来表达美好的寓意，如：松鹤同春、福寿绵延、连年有余、喜上眉梢、马上封侯、平安如意、五福临门、和合美满、福寿万年等。这些建筑雕饰十分注重故事情节与构图，造型生动有趣、线条流畅有力，雕刻层次丰富而清晰，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观赏性。在一幅和合美满的木雕门头挂罩上，“出淤泥而不染”“一路连科、仕途顺利”“福到钱到、福满乾坤”同时出现，表达了建筑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边贸文化——民族汇集与域外融合之美。到张家口堡经商的商人长期生活在这里，他们在此建立商号、宅邸、寺庙、书院、戏楼等，把各地的文化元素移植到这里，建筑雕饰呈现出了多样性。

　　清代大美玉商号是山西巨商常氏家族在张家口创办的著名字号，鼓楼西街35号是它的旧址。院落门头匾额的“安且吉”三字，出于《石芸轩法帖》。该法贴是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庄园石芸轩书院正面廊中镶嵌的书法石刻遗世瑰宝。这三个字传达了以常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不仅追求经商致富还追求仕途通达的价值理念。门楼砖雕的图案为拱形高浮雕，分内外两层，内层正中央两个基本对称的喜鹊嬉戏于牡丹连理枝之间，外层是连续图案的菊花蔓草纹，寓意连绵不断，诠释了晋商文化中追求儒商气质的价值取向。

　　随着张库商道的兴盛而受贸易交流的影响，到清末民初的时候，俄、德、日等外商云集，设立了大量商号。他们的店面或宅邸在原建筑的基础上，融入了域外的审美元素。比如，张家口堡鼓楼东街七号是清末名气很大的官商“皇家通事”李玉玺为其孙女建造的，也曾做过洋行，目前其门楼依然完好。这个门楼是中西合璧的典型代表。其造型具有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只不过欧洲多用石材，这个门楼用砖材，而雕饰内容与传达的思想却是中式的，门头顶的图案为“三阳开泰”，中心的图案为“丹凤朝阳”；门楼左右两侧照面砖镶嵌着两幅竖式单独纹样的砖雕，一个瓶中插着荷花，“瓶”与“平”谐音，“荷”与“和”谐音，寓意“平安和睦”；另一瓶中插着牡丹花，牡丹花又曰“富贵花”，寓意平安富贵。此外还有英国平和洋行、美国德泰洋行、日本三菱洋行和俄国华丰成洋行旧址，都颇具异域风采。这些都彰显了多种文化的装饰符号互相嫁接与熔融的独特装饰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