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文化，又是听来的‘野’路子，你再搅和下去，戏团就得黄……”科班出身，满腹文化的“总指导”郝师傅下了逐客令。

　　“今后，谁也不能让他再靠前儿！”

　　张志荣急得直跺脚，但也只得站在台下远远地听着大伙唱，利用晚上休息私底下三五个地教…… 只有在教别人唱曲时，他才觉得心中透出点光亮。

　　“只要一没人，他就躲在角落里哭，抽搐的声音听着让人心疼，可也不知道咋劝他。”村民贠振福回忆说。

　　幸福的种子刚发芽，就萎谢在一片泥泽中。

　　打击却并不为你的后退而停止。

　　1968年的冬天，凛冽的寒风卷着黄土，吹得让人打着寒颤又睁不开眼。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在中兴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烧掉了所有的唱本，拆掉了戏台，砸坏了全部的乐器，撕烂了整套的戏服……”大口落子戏团彻底解散了。

　　这一夜里，张志荣摸着一步步挪到破败的戏台前，手捧起已化为灰烬的唱本，瘦小的身体蜷缩成一团，低声止不住地抽泣。

　　“当我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家里，眼睛针扎似的疼，脸上好像还挂着泪，舔了一下，是酸的，是涩的！”

　　生活的支撑一夜间崩塌，他心如刀绞。

　　“从那以后，只要闲暇时，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坐在当院，点着头，嘴巴似张似合，手还不时在腿上敲打着，可一丝声响都没有。”戏团成员张国林说，“他和大家的话越来越少，谁都不知道他心里想啥，也再没看过他哭泣。”

　　时光荏苒。一年又一年。

　　在自己的没有光彩的世界里，张志荣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熟悉的戏曲。

　　“‘大口落子’在我这辈不能丢！”对这位老人而言，这是他活下去的力量。

　　“钱儿换不来老祖宗留给咱的念想”

　　太阳东出西落延续着时光，而祖辈几代人经过精心打磨留存下的那一份精神遗产却因为少了传承人而濒临消逝。

　　1990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农民的心，大家三五成群地外出打工，腰包也日渐丰厚。

　　这一年，中兴村两委班子换届后，村干部交给村民张国林一个任务：重组“大口落子”戏团。

　　57岁的张志荣被请出山，又担起了戏团的老师。

　　夜里，张志荣笑醒了不知多少回。

　　没有唱本，张志荣一字一句地口述，村民一字不落地记录；调门儿把握不好，张志荣逐句哼唱，哪儿高亢、哪儿激越、哪儿泼辣、哪儿粗犷，这些深刻在脑子里的音符，再一次流畅地跳跃而出。

　　“一天下来，记词的手连拿个筷子都费劲，可谁都没句抱怨，一个月下来，我们有了10多出唱本。可老师(张志荣)又唱又说，到后来连着好些天都说不出声。”张国林说。

　　“没有板胡，我就拿葫芦瓢锯掉一截，用长虫皮套上，剌个眼儿，弄上钮子，再从马尾上拽几根毛，调弄调弄就出声了。”贠振福说。

　　没有舞台，大家伙依着大河套，用破木板一搭，找来些棒子秸围上一圈就齐活儿。

　　村里支持点，外出打工的捐点，买服装的钱一分分凑齐了。

　　最难的还是唱腔(调门)，大口落子讲究每个乐句都一气呵成(也就是满腔满调)，分句之间没有乐队填充，只做伴奏。“像《赵连毕借粮》这出戏，一个乐句就有13道弯，或高或低，或稳或急，高音从哪出，低声从哪落，张志荣掰开了揉碎了教。” 张国林回忆着。

　　几个月下来，一个像模像样的戏团成型了。

　　“记得1991年的冬天，我们到乡政府去演出，10多里的路，走着去。大家还得背着服装，扛着乐器，搬着戏台板子。晚上一演就是三四出戏，到家都后半夜了，要不是肚子咕咕叫，还真想不起来饭还没吃呢！”张国林说。

　　3年间，大伙年初外出打工，岁尾回家排练演出，中兴村“大口落子”开始红遍乡里。

　　可好景不长，新当选的村干部要发展经济，趁着大伙外出打工，卖掉了戏团一整套的家伙什儿。

　　只有贠振福的一把板胡逃过了这一“劫”。

　　“钱儿换不来老祖宗留给咱的念想啊。”张志荣欲哭无泪。

　　“大口落子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爷子没丢，我们这辈更不能丢。” 张国林和几位村民在心里烙了印记。

　　“困难重重，但前路光明”

　　2013年“六一”前夕，大口落子戏团被请到县城演出。

　　“第一天1万人，第二天就增加到1.5万多人，观众掌声如潮，说啥也要返场多演几回。”张学军说，“可谁也不知道，我们连纯净水都买不起，更别说住一宿15元钱的旅店。”

　　“出门需要雇车，人需要生活，乐器不仅低端还残缺不全，服装是最简朴的，就是化妆用的粉彩，我们都是合着用。真的希望社会各界能多多支持和帮助，有了非遗的精神鼓励，我相信将有利于对这种古典戏曲保留和传承！”张学军说。

　　希望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开始，他是为了不让爷爷失望，现在，这是他的一个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