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收藏新贵

　　以上这几位都是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著名收藏家。那时候的收藏者大体分类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分是尚未败落的晚清官僚士大夫，有些人进入民国后又成为北洋政府的官吏，还有财力进项继续收藏，这是一大部分，一般以汉族人民多，满族人很少，例如罗振玉等；第二大部分，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些新贵和实业家；第三大部分是属于经济财力不是很富有但文化造诣很高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基本上就是这么三类人组成。

　　这三大类中的第一类当然是大有人在，在第二类中，张伯驹算是一个，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儿子，而张镇芳又是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自己早年也曾在军界。因此张伯驹虽然文化功底很好，眼光也很不错，但还是属于民国新贵一类。新贵里还包括一类人，就是在清代是官僚又兴办实业的，比如说安徽东至的周家，从周馥开始就兴办实业，周馥的儿子周学海、周学熙以及周学海、周学熙的儿子周今觉、周叔弢、周叔迦等，都是很有水平的收藏大家(周叔弢是周一良先生的父亲)，所以周家既是官僚又是实业家，才能有这样的财力去收藏。而我的祖父就是属于士大夫类收藏家，他虽然在北京也是颇有名气，但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实业作为支撑，他只不过是退职的寓公，当然做那么多年官也有一些积蓄，但是没有新的经济来源，没有实业支撑，所以与周家就没法相比了。

　　上次谈到的周肇祥(养庵)，还有曾经做过张之洞幕僚的樊增祥(樊樊山)，他们也都是民初很有名的收藏家，他们既是当时的名士，又是民国的官僚。也有很高的收藏鉴赏力，藏品很多，但是他们收藏的范围不是太宽泛。张珩(葱玉)是湖州南浔世家出身，祖父和伯父都是大藏书家，也有经济实力，因此其藏品和研究都有极高的水平。其他如傅增湘、徐森玉、叶恭绰等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收藏家。

　　再有一类就是民国中后期的一些文化人，例如五石斋的邓之诚先生，包括鲁迅、郑振铎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收入比较优厚的知识分子，也都是琉璃厂的常客，他们的财力当然无法和前面说的那些人相比，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知识趣味，这又是一大类。

　　北京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藏市场，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许多人往来于京津之间，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收藏家，比如说周一良先生的父亲周叔弢，他收藏范围相对来说也比较宽，软片的东西比较多，包括古籍、碑帖、书画都有，北京和天津的古玩商也供应他的东西。天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藏家，就是张叔诚张先生。他跟我祖父也很熟，但比我祖父年龄小很多，一直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中兴煤矿的常务董事，因为他排行老九，所以天津叫“张九爷”，我的祖父也行九，北京叫“赵九爷”，所以这两位“九爷”在京津两地都是比较出名的。张九爷也很有眼力，他收藏的书画很多，其中不乏珍品，五代宋元的作品也有，包括天津博物馆至今仍展出的范宽《雪景寒林图》就是张叔诚先生捐献的，他很多东西后来都分批捐献了。天津还有一位收藏家叫韩慎先，别号“夏山楼主”，也就是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吴空先生的父亲。韩慎先除了收藏很有名，他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是最有成就的余派老生，他的很多唱段还灌成唱片，我小时候家里许多夏山楼主的唱片，那时候，在戏曲界说韩慎先没什么人知道，但要是说到夏山楼主，几乎无人不知，韩慎先也是天津著名的收藏家。

　　这里我们讲的是京津两地的收藏家，要说到财力的富足，比起上海后来的收藏家就要逊色多了。上海的很多大收藏家不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很多文物也是他们到北京来收的，或者北京弄到上海去的，比如说上海的庞元济。说庞元济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说到庞莱臣或是庞虚斋，大家就知道了，庞莱臣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收藏家之一，他是1949年去世的，他的东西后来也有很多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流散到国外去的也有。再晚一些的像后来在美国的王己千(季迁)，也都是南方的大收藏家，他是吴县陆巷王鏊的第十四代孙，又是苏州大收藏家顾麟士的弟子，王己千后来住在纽约，说到c.c.w ang，美国人都知道，一直活到90多岁，他的收藏现在也散失了。

　　收藏的归宿

　　收藏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以藏养藏，把一些自己玩儿得不愿意玩儿的东西以高于收购时候的价钱卖出，然后把卖出所得的钱再买另外的东西，就跟滚雪球似的，收藏越来越丰富，这也是当时收藏的一个特征。对于文物来说，过去有“在途”和“在库”之分，“在途”就是东西永远在流动的市场，咱们现在叫流通，价格可能越来越高，比方说你在1980年代初买的一幅画可能买价是2万块钱，后来到1990年代成了20万，2000年以后变成了200万，这种情况太多了。“在库”就是说东西永不示人，自己拱若至宝，这叫“在库”。在库的东西就很难见到了，知道这件东西在他手里，但是找多少人到他那游说，想高于当时价钱的多少倍买这件东西，但就是不卖，其间找人写题跋、盖鉴赏印，这就属于在库了，所以文物有在途和在库之分。我们今天收藏界的许多文物基本都是“在途”的，也可见今日收藏的一种特点。收藏活动首先不管是官僚士大夫，还是文化人，基本上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谈不上收藏，今天可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收藏文物多是投资，黑幕也多，那个时候不存在投资的问题。因为文物收藏必须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我们讲这一百年的前40年，中国属于一个不安定的环境，后来“文革”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又不提倡收藏，所以真正的收藏热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在动乱的年代，你今天100块钱买了一幅画，但是明天你急着用钱，未必60块钱就能卖出去，而且你这东西能不能升值更是无法料知，因为能不能升值就要看有没有市场，而市场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大环境，所以旧时代不存在以文物收藏来投资的问题，过去人没有这个理念。

　　收藏诚然是个人陶冶身心的爱好，但不能企望传至子孙多少代，这里面一个是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一个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有一个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所以说收藏家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古代收藏者或是近现代收藏者钤有若干鉴藏印或收藏印，甚至宫里的三希堂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底下盖着“宜子孙”或“子孙永宝之”、“子子孙孙永宝之”等，但是当你展卷拜观的时候，已经不知流传多少人之手了，没有人能永远地保存占有，所以很多大收藏家都有共同的见识，就是在他一生中最重视的是收藏的过程，而并不完全重视收藏所积累的财富，这也正是收藏者的智慧。

　　口述 赵珩

　　采写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