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

　　中国青年报：现在我们总说，这是一个信仰崩塌的时代。

　　王蒙：近年来中国发展非常快，物质水平提升迅速，但精神水平似乎没有跟上，甚至还被压缩。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一些困惑、失范的现象，不可避免，不过我没有那么悲观。

　　原来说中国人不爱读书，但我也接触年轻人，发现爱读书的绝对不少。传媒时代有一个问题，什么事儿都被放大。我们操心这些事儿的确应该，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能找到出路。

　　中国青年报：你最近在文章《说说我们的精神资源》中提到我们有一种“文化爱国主义或者文化寻根”的心态，你认为我们文化的根是什么？

　　王蒙：中国在历史上遇到过很多矛盾和冲突，郁闷和痛苦，但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倒下。今年是甲午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但国家没有亡；卢沟桥事变后，国家也没有亡。现在中国身处全球化的时代，还能跟着走，在国家建设上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国文化仍有相当的生命力。

　　我认为要找到自己的精神资源，一是靠传统文化，一是靠世界文化，就像邓小平说的，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明年我将衰老，今夜还爬起来看世界杯

　　中国青年报：有人将你的新书《闷与狂》比作中国版的《忏悔录》、《追忆似水年华》，你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王蒙：起初我想给这部小说起名叫《烦闷与激情》，但发行方认为这样容易让读者误解为是一本学理方面的书，于是就改成《闷与狂》。这是一次前卫的写作，有人说这是我“写疯了”之后的产物，其实，《闷与狂》是一种心灵化的创作。

　　中国青年报：一般大家认为“闷与狂”是年轻人的状态，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会变得平静。作家铁凝曾特别送你 “高龄少男”的称谓，你似乎还很有激情？

　　王蒙：《闷与狂》从主人公的婴儿时期一直写到老年。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说，看前四章觉得应该给我发儿童文学奖，看到后来，觉得应该给我发老年文学奖。

　　我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兴趣，所以每天都闷、每天都狂。比如，我半夜爬起来看世界杯。我支持德国队，他们像一台机器那样训练有素。网球我也爱看， 在女网中，除了李娜，最喜欢俄罗斯的莎拉波娃。我也喜欢数学，今年6月的《人民政协报》还发表了我和几位数学家谈人文和数学的谈话。

　　中国青年报：文学史上提起你，不可回避你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你也写过《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自述》、《红楼梦评点本》等，能总结下你的创作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吗？

　　王蒙：我从来没给自己分过阶段，也分不清。我的写作涉及面比较广，有些是哲思类，比如写老子、庄子；也有少

　　量翻译作品，包括维吾尔语、英语；也有新诗、旧体诗，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小说。在写作中，我喜欢自己跟自己“捉迷藏”。每写一部作品前，往往自己都不敢确定 要写什么。我的写作要给读者和自己都提供新鲜感。

　　中国青年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如何？

　　王蒙：五六年前，一个电视台采访我时，问我有没有文思不畅、精力不支的苦恼。我说：“可能明年吧，明年我将

　　衰老。”有人劝我别到处讲课了，但我觉得别轻易把某件事情停下来，不然不是“明年我将衰老”，而是立马就“完蛋”。我原来计划满70岁就不写作了，但现在 每天还写五六个小时。

　　中国青年报：去年你刚刚结婚，新婚后的生活感觉如何？

　　王蒙：我的婚恋生活有特别简单的一面。18岁时就追求原来的爱人崔瑞芳，她是我的初恋，1957年结婚，直到她2012年患癌症去世，我们一起生活了55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相互之间不信任和颠覆性的事件。

　　我现在有了新的伴侣单三娅，我们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志趣、爱好，我觉得老天爷为什么对我那么优厚，可能是我一辈子没害过什么人吧。希望我在明年将要衰老的过程中，依然能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