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议政

　　全国两会开启在即，历年均有代表、委员缺席。可在古代，缺席会议或者迟到是要受处罚的。比如明朝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至于迟到，在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

　　尽管现代“两会”制度为新中国首创，但在议事形式上，历朝历代各有不同。

　　那么，我们的古人是如何开会议政的呢？

　　“集议”

　　可以自行合议推选皇帝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缺乏定期开会的制度。朝堂上君臣对话乃至争辩的“朝会”场面在影视中常见，这是封建王朝体制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就是皇帝例行的办公会。朝会通常一天一次，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君王不早朝的也很常见。

　　那么，一些需要反复论证的重大决策该如何商定？于是，就有了朝会以外的高级国务会议，这种会议的名称在专述典章制度的历代《会要》中，叫“集议”。

　　集议和朝会的区别：

　　史载在南北朝之前，集议时，皇帝本人不到场。

　　集议的开会时间不受朝会至多半天的限制。

　　此外，出席会议的对象包括现职官员、外省的列侯，还有列大夫、博士、议郎。

　　列大夫主要指谏大夫，博士多来自大臣和地方荐举，议郎大多是州县推举的基层孝廉等，可称来自民间的常任议员。

　　这些京官和地方大员以及基层代表在一起“集议”，构成了古代主要的国家政务会议。这种古典“议会”制度，到南北朝时仍在。《宋书·礼志》载，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讨论章皇太后庙堂存毁问题时，“议者六百六十三人”。

　　集议的功能：

　　集议的雏形始见于汉初，标志性的“集议”，是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一批列侯、公卿在没有任何诏命可依的情况下，以自行合议的方式，推选刘恒为帝(汉文帝)。

　　“议立君”，就是在皇帝出缺而又无继承人的情况下通过集议推戴新君，或是众臣或权臣对现任君主不满，借集议形式实施废立。两汉历史上，共有六个君主出自这种集议共立。

　　集议制度多少有些“民主”色彩。当丞相主持的外朝(即最高行政会议)形成的方案为皇帝所不喜时，皇帝常用集议来扭转。同时，大臣也会策动集议抵制君主的“独断”。一些皇帝提出要换皇后、换太子，不止一次被集议否决。

　　集议的弊端：

　　“集议”也发生过低效的悲剧———王莽时期，大举“新政”，每一项新制都要在“议会”中讨论。《资治通鉴》记载：“公卿旦入暮出，论议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开会太忙，日常的政务司法都无人管理了。更要命的是，因为官吏的俸禄制度议而难决，长期不能出台，以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最终，王莽政权迅速崩溃了。

　　“政事堂会议”

　　皇帝的命令也必须过这关

　　古代的政治决策制度以大臣上奏议事为主，皇帝掌握最高决策权。唐代中央对军国大事进行决策时，总要召集有关官吏讨论，主要采取朝议(又名廷议)、百官集议、政事堂会议等决策形式，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

　　其中政事堂会议就是宰相的办公会，协助皇帝管理全国政务。

　　“三省制”互相制约

　　多个宰相的“三省制”到唐代得到完善，三省之间互相制约，“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

　　中书省拟好的政令送达门下省时，如果门下省反对，就会“封还”，命令即算作废，皇帝的“画敕”也等于无效。所以，唐代皇帝欲下诏敕，一般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就是“政事堂”。

　　皇帝的命令必须在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才能送尚书省执行。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不能为各级机关承认。

　　决策咨询制度助体察民意

　　此外还有决策咨询制度，唐代皇帝设置了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和翰林学士等一大批德才之士作为幕僚。在这个体系下，皇帝能够体察社情民意，减少决策失误。

　　比如，魏征驳回了唐太宗不按法令规定征发不到当兵年龄的青年入伍的诏书。白居易评价说：“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

　　但是，只有在皇帝清明、大臣贤良的情况下，决策机制才能较好地发挥。更多的时候，在权臣当道、皇帝昏庸的情况下，往往随意性很大，造成决策失误，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