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盐铁之议

　　4个多月辩论“国营”还是“民营”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均为专制政权，国家施政缺少民主讨论，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会议不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西汉中期的“盐铁之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2月，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召开了盐铁会议。会上，以代表民间利益诉求的儒生为一方，与以代表政府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武帝一朝的内外政策之得失，特别是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等展开了大辩论。

　　出席会议的政府官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及民间代表共60余人，会期前后长达4个多月。

　　后来，桓宽把会议纪要整理成了《盐铁论》一书，成为研究汉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文献。

　　辩论双方：官府VS平民

　　作为辩论的一方，当时的“民意代表”儒生的“学名”是贤良和文学。前者原为平民或担任过小官吏的知识分子，后被官府举荐为“贤良”；后者则是平民身份的知识分子，多来自民间，他们“发于畎亩，出于穷巷”，有的甚至“衣冠不完”，代表了下层社会的民间利益。

　　他们发表言论说，“食禄多非其人，以妨农、商工市利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认为只有让经济顺其自然，政府不妄加干预，才能使四民各安其业。

　　作为官方代表的桑弘羊，是制定和推进盐铁官营等各项经济政策的主角，他竭力为政府的既定经济政策辩护，认为对方不了解大政全局，不体谅政府的难处。

　　辩论背景：盐铁官营致商人破产

　　这个会议的背景是剧烈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汉武帝执政后，经济政策上改变了汉初以自由放任为主调的经济政策，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施了盐铁官营、酒榷专卖等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讨伐“四夷”的军费、抑制地方势力发展，以及解决中央政府财政危机。但这些政策也加重了商人的赋税，导致民间商业窒息，许多商人破产。

　　辩论结果：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

　　这次大辩论涉及到政治、经济、民生、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但核心议题是要不要国家对盐、铁、酒等进行垄断经营，与民争利。

　　代表政府利益的桑弘羊主持汉代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就连反对盐铁官营者司马迁也承认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饶”的理财效果。

　　会议结束后，朝廷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贤良文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

　　观察———政事堂取消

　　古代“议会”制度逐步瓦解

　　宋朝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唐朝的一套统治系统，其中包括了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政事堂议事制度。

　　到了元明清时期，政事堂已不再设立。明清时代成为君主专制的高峰，自秦汉以来一直沿用的宰相办公会议取消，另行设置属于皇帝秘书机关性质的内阁、军机处，协助君主独断朝纲，古代“议会”制度逐渐走向瓦解。

　　到了晚清，各类行政会议已经到了古代会议历史上最荒谬的年代，文雅点说，是“有会议之名，而无会议之实。”

　　晚清时的会议只是“表演”

　　当年的《申报》社论作者曾记录了一次由王公大臣召集的部院会议，关于会议过程描述如下：

　　王公大臣坐定寒暄之后首先讲话：“今日交议之件应如何办法，诸君请各抒所见。”于是大官看看小官，请其“各抒所见”。而小官则谦让未遑，彼此推荐，结果共请大官发言。大官亦不敢出一言，异一议，转请王公大臣“赐教”。王公大臣乃端坐正容，谓“此系朝廷交议之件，各官理宜各抒所见，幸勿推让”。

　　各官虽嘴上唯唯诺诺，但仍无敢出一辞，发一议。然后王公大臣则侃侃而谈，最后谓：“今日之事惟有如此办法，未识诸君以为何如？”一时诺诺之声雷动，一则曰“王爷明见”，再则曰“中堂高明”，于是会务秘书拿出议案，自上而下由各官签押于上，以俟次日覆奏。会议之事大体完毕，上坐者打打哈欠，伸伸懒腰，起身说道“时不早矣”，遂命驾先去，各官亦次第皆去。其有异议者，则不与会，盖其人亦寥寥焉。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玉认为，那时候的出场开会者只是“表演”而已。在会场上，高级官员们互相谈天说地，品鉴鼻烟，把玩烟壶。低级别的会议上，则大谈鸦片。

　　正如《申报》社论作者所言，西人之开会，是先“会”而后“议”，华人之开会，则是“议”定之后再“会”。既然已经议定，则开会亦可，不开会亦可；会中有所讨论也可，无所讨论亦无不可。

　　当然，晚清时就有人注意到中国人不是没有“议”，只是在会上无“议”或少“议”，背后或会下的议论要多得多。

　　随时可“谏议”值得关注

　　检点历朝历代，在专制年代里，会议的质量与高效是极少见的，臣僚们提出建议的方式与现今的代表委员们大体相似，就是提出建议、提案和议案，古时候叫“谏议”。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谏议”是随时的，与现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般只在两会上提出想法不同。比如贾谊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再比如董仲舒的提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延伸———失败的尝试

　　晚清最后10年

　　开始了不得已的改革时期，史称“清末新政”。1906年开始的清末预备立宪准备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国体变更”的结果是将帝制改为共和，君主变为总统，资政院变为国会，责任内阁变成了国务院。但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文字中不见“国民”字样，还把国民称为“臣民”。

　　1910年10月

　　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议员分“民选”、“钦定”两种。这次会议开了100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民意的法定机构。议员们高谈国事，抨击政府，中外记者到会旁听，报刊报道评说。

　　辛亥革命爆发后

　　1912年，清朝瓦解，当年8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正式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但在选举中，各政党除了利用行政力量干涉、把持选举外，还竞相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拉拢选举人，拉票、抢票、冒名顶替、重复投票等司空见惯，贿选成为主要的竞选方法，每个候选人要花费4~5万元。当时的武昌街头曾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君主专制，卖官御吏，富豪专政，典卖议员。”

　　1913年3月

　　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大获胜利。3月20日晚，主持国民党党务的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成为国会选举最黑暗的一幕。

　　参考资料：

　　《唐代朝会制度研究》、《盐铁会议的本质》、《古代的“议会”和会议》、《旧中国国会兴衰述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