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路：传统现实主义与“审美领导权”

　　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一部十几年来在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常销书有可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从“主流”的角度上看，《平凡的世界》获得了最高规格的“象征资本”。它以榜首的位置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全书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全文广播；2000年又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权威的现实主义批评家秦兆阳、朱寨、曾镇南都曾给予路遥很高的评价和切实的鼓励、支持。

　　但是，这样一部在“官方”和“民间”都轰轰烈烈的作品，在我这样一个1986年(是《平凡的世界》出版的那一年)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的“纯种学院派”的感觉里却是“默默流传” ，主要原因是，自80年代中期起，一向在文艺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 开始受到严峻挑战。至少在“学院派”的圈子里，处于实际强势地位的是另一个集团——这里姑且称之为 “文学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基本由以“语言学转型”之后的西方理论为主要资源的批评家和研究者组成，他们与纯文学杂志、出版社编辑、专注于文学形式探索的各种新潮作家一起形成了一个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以“回归文学自身”为旗帜，这个“文学场”宣称只遵守文学自身的原则，而在那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谓“文学自身的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西方的文学标准为参照系的。西方的强势话语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文学场” 在与强大的“政治场”的艰难对抗中一步步地分裂出来，但同时，其“话语权力”也对许多不够“新潮”的研究者和作家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和压制力。

　　这个“文学精英集团”对《平凡的世界》的价值评判可以从文学史的写作中体现出来。在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论著中，被公认学术成就高、影响大的有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和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其中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极其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新中国文艺“规范”确立和逐渐解体的过程，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没有成为作者论述这一问题的关注对象。杨匡汉、孟繁华先生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设有“农民文化与乡土之恋”一章(共10章)，论及“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贾平凹的一些作品，也是只字未提路遥。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民间”的概念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史视角，该书在第13章第4节专门讨论了路遥的《人生》，但提到《平凡的世界》的只有一句话。

　　这几部文学史之所以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各自以鲜明的学术个性突破了以往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写作规范，从而具有了“重写文学史”的意义。所谓“重写”正意味着“审美领导权”的较量。或许是出于对“现实主义”规范的有意疏离，或许由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难以被容纳进新的文学史框架，《平凡的世界》成为这些文学史的“盲点”，这样的“集体忽视”，其实正显示了在“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弱化以后继续创作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这几部文学史的态度并不体现“文学精英集团”的激进观点，因为虽然以个性见长，但它们毕竟是作为高校学生的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有的还是“集体创作”，无论是立论还是行文都尽量平衡、客观。应该说它们是对这些年来“学院派”整体批评观念比较全面、折衷的反应。正因为如此，《平凡的世界》被“学院派”忽视的状况就表现得更为彻底。这些文学史是建立在著述者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上的，曾经影响了一大批学生，作为最权威的教科书，它们还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大部分“科班出身”的文科学生的价值体系(“学院等级”越高、越接近“文化中心地区”的学生受影响越深)。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象是未来的高校教师、研究者、杂志编辑、出版编辑(出版商)、记者、书评人、作家和文化官员。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精英文化标准会潜在影响文化生产的类型。

　　这样的影响在《平凡的世界》的出版、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已有了生动的体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细节”就是被称为“支撑了中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半壁江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这部“现实主义力作”失之交臂。

　　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最初是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看稿的。路遥的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在当时任《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属刊物)主编的秦兆阳的直接帮助下刊发的，以后，《当代》又刊发了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由发现路遥的老牌出版机构为其进行最后的“封顶”，这原本可以成为出版界的一则佳话。但是，人文社派去看稿的年轻编辑在只看过一部分书稿后就轻率做出退稿决定。痛失《平凡的世界》令老编辑出版家何启治先生(人文社前副总编辑、《当代》杂志前主编，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责编，也是主发《古船》、《白鹿原》的终审负责人)追悔不已，引为他在人文社40年编辑生涯的最大憾事之一。这件事表面看来是一次“个人失误”，但一位年轻的编辑居然如此自信，以致违反操作常规，轻率对待路遥这样一位与人文社素有渊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诚惨淡经营数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正说明他背后所依恃的那套审美价值体系此时是何其的强势和傲慢。对此，何启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遥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正是新潮人物纷纷拥到前台的时候。现在看来已显盲目的追新求异风一时成为主流，赢得阵阵喝彩，像是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一个编辑在这种形式下没有足够的定力，很容易随波逐流，甚至成为新潮的忘情歌者。”

　　这次“失之交臂”既是人文社的损失，更是《平凡的世界》的损失。这部书后来版权几经辗转，印数都不高。如果对照一下《白鹿原》的销售状况(1993年出版，初版时未预计会畅销，印数为14，850册，后来应销售需求陆续加印，到2002年印数已突破百万册，据何启治先生估计，盗版数只多不少)，这部书如果一开始就落户于人文社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生产大户”，即使初版时没有赶上大规模的“市场化”运作，以它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应得到比现在更广、更有效的传播。

　　如果说《白鹿原》因吸取了一定的现代文学观念和技巧，获得评论界的较高评价，因而在流通中获得了更多“象征资本”的支持的话，《平凡的世界》却因恪守传统现实主义风格而受到读者更深切的喜爱。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过程中，读者间的相互推荐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朋友推荐给朋友，老师推荐给学生，父母推荐给孩子，哥哥姐姐推荐给弟弟妹妹……这种令人感动的“口口相传”与“学院派”的淡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

　　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力“打造”，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它正是过去教育体制长期教育的结果，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资源。而自从80年代初王蒙等作家局部吸收“意识流”等现代派技巧以改善现实主义表现功能起，当代文学就开始了对西方各种文学浪潮进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赶的旅程，其速度恰如路遥所说如进入“火箭时代”。表面上看，“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不过几年，实际上，“文学精英集团”所推崇的文学潮流和普通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之间已隔了一两个世纪。要读懂先锋文学的作品，必须先从包法利读到博尔赫斯，要做完这番功课，非大学文学专业10年、8年的训练不可。每一种文学上的创新从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到经教育机构传播普及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中国的当代文学却没有一个相对单纯、平稳的发展环境，这样，文学没法不成为“圈内人”的事。由于与普通读者的接受水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的权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置疑。而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作品的价值无须专家鉴定，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能力做出自信的判断，他们也倾向于把自己心中“经典”的位置留给这样的作品。

　　市场化转型后，“市场原则”日益对“文学场”的“内部等级秩序”产生影响。“市场原则”的过度膨胀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多危害，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受到尊重，普通读者“一人一票”的权利既打破了“长官意志”的控制，也打破了“精英趣味”垄断，为争夺“审美领导权“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因素。这大概是这部“平凡”的作品近来屡屡“浮出水面”，使像我这样的“纯种学院派”不再敢漠视的原因。

　　虽说一部作品主要凭借自身的魅力在一、二代人之间“默默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光荣和伟大，但不借助文学史的力量，这样的光荣与伟大迟早会被历史长河淹没得不留痕迹，这对于路遥这样的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在那个文坛“一窝蜂”地乘坐“火箭”飞离公众的时代，他甘遭“遗弃”，忠心耿耿地为“读者上帝”写作，他以青春和生命写下的作品曾激励了那么多的处于逆境中的读者，而且还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温暖人心。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邵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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