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书法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第一流文学家、小说家、老报人、著名教授，也是书法家和多方面的学者。他有一部书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皇皇巨著，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和我在北京相见后过一些时候，该书行将付印前夕，书店请沈从老来广州，住在站前路招待所就近校订最后一次清样。

　　一天，沈老和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也是书法家的容庚、商承祚二位相约，同到我当时住在海珠桥南前进路上的寒舍相聚。记得他们三位都是1902年生人的同庚老友，如健在如今都该是113岁的人瑞！

　　容、商二老先到我家，他们有议论一阵子我客厅墙上挂着的一轴有400多字的沈从老书法条幅，从后面空白处新加一跋的前句可见，那是“从文习字丙辰夏，时年七十进五，于北京窄而霉小斋乱稿堆中”所作，后句的“苏晨兄教正，弟沈从文时年七十七”，是两年后送给我的时间。容、商二老一时都惊讶于沈从老这位大作家的书法根底也如此之深。我估计他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多年间沈从老对书法下过怎样的工夫，顺便向他们说过一些相关情况，如沈从老读罢小学15岁参加湘西土著部队，做月薪4块大洋(也就是银元)的上士司书。他平时省吃俭用，但是肯花17块大洋买一本字帖勤苦临帖。正是因为用《曹娥碑》字体誊录公文得到上司赏识，才升任月薪9块大洋的机要收发。部队调往川东，他舍得丢去这样那样，却是不怕“累赘”带上花6块大洋买的《云麾碑》、花5块大洋买的褚遂良《圣教序》、花5块大洋买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花两块大洋买的王羲之《兰亭序》。有一段时间，他有在他住房的墙上挂过一个小条幅：“胜于钟(繇)王(羲之)，压倒曾(农髯)李(梅庵)”；钟繇、王羲之两位古代大书法家名声如雷贯耳，自不必说；曾农髯、李梅庵是当时两位在湘西名气颇大的书法家，少年沈从文哪管什么天高地厚。

　　部队从川东回防湘西，沈从文被调给一位统领做书记。此人好古，有5大楠木橱柜的古玩和10箱古书，这可方便了沈从文，他一有工夫便翻看那些古书画或古书，增长的见识从而也有助于他进一步提高书去水平。1921年，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为他一位手下之殇立碑，就是请19岁的沈从文写的碑文。1987年大画家也是作家的黄永玉教授得到一份这碑碑文的拓片，他拿给著名书法家黄苗子看。黄苗子的评价是：“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天才……”

　　我说得蛮得意，容、商二老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也不掺合，弄得我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乃至怀疑他们是否早已经知道，甚至知道得比我更多，多余我多嘴多舌。还好，正在这时候，沈从老和夫人张兆和老两口也来到。沈从老和容老、商承老相见，自有他们的一番热乎，提到的一些他们之间的陈年往事，我也插不上嘴。他们比我大28岁，写信、赠我书法作品落款处上款题“苏晨兄”、下款自称“弟”，这种“称兄道弟”不过是出于所谓“忘年交”的传统式客气，当不得真。

　　寒舍“格”招牌

　　在其后的清茶畅谈中，三老的谈资，有许多值得一提。我沏了一壶“铁观音”，用他们的名义说服附近的正心茶楼特别给做了几款点心趁热送来，这就陪着四老饮茶闲话。他们的闲谈也多有学问。沈夫人张兆和、还有我，主要是听。商承老见我插不上嘴，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谈到想写一篇《门边议“官书”大招牌》，以对书法艺术不敢称“门里人”、大胆称“门边人”的身份，展开来从大招牌显示的“招牌现象学”、“招牌社会学”、“招牌经济学”、“招牌心理学”等方面的特定“内涵”，试着议一下“官书”大招牌为什么会一时那么盛行不衰？(稍后这种情况有被中央禁止)

　　商承老第一个表示赞成，特别是从花大价钱“润笔”，求得一条高官“手泽”，这对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都能取得“泰山石敢当”的作用，算细账很“划得来”。不大爱说话的容老也接商承老的话头，补充谈了他所反感的一些相关不雅现象和不雅情况。

　　想不到沈从老却是对“格”招牌兴趣更大(“格”者探索也；《礼记·大学》有“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他说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和北平一般文化人一样，也喜欢有空儿到琉璃厂转悠。那时候他就注意到，琉璃厂的百十家商店的招牌，多半是近两百年名流显宦的手笔。对那些招牌上的字笔，他的看法是：虽然因为招牌上的字数不多，难尽个人所长，但是在同一限度中，还是能多少看得到一些题写者的各自不同风格和性格(我体会这话的意思应该是说，别管他们笔下有多少“杂色”，怎样的书法水平高低，却是到底还称得起不同书法艺术水平的书法作品)。

　　沈从老把这些招牌按时代划分开来细“格”，他的看法大抵是：

　　乾隆、嘉庆之际(公元1376- 1802年)，多是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人物。那是因为乾隆、嘉庆时代属于清朝盛世。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崇儒重学，高官多大学者，更何况刘墉、翁方纲这些人也真的是名不虚传的一代著名书法家，商人们热衷于请这些集高官、名士于一身的人写招牌，既得官样的荣耀，又不失文雅，当然会趋之若鹜。咸丰、同治之际(公元1851-1874年)，多了儒将手笔，曾国藩、左宗棠可作代表。那是因为这时候的清朝已经国势渐衰，连年战乱，统军大将才是时代明星，再加上曾国藩、左宗棠虽是元戎也是货真价实的书法家和学者，商人们热衷于请这些儒将明星写招牌，自然也是情理中事。

　　晚清之际的招牌多诗人名士手笔，写招牌的书家相对分散，那是因为清室已见摇摇欲坠，民主主义革命方兴未艾，诗人名士非当朝达官显宦，也非革命党人，一般较少政治色彩，而又有知名度和书法水平，请他们出来题写招牌，既不失身份和风雅，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也高，这怎么能不成为一个新热门儿？进入民国，随着政体的改变，总统如黎元洪、袁世凱；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学者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罗振玉、林长民、邵飘萍等各有千秋的笔墨，又一时各据一家的屋檐下，也是因为为国家处于变革动荡之中，人心浮动，多方拉扯，左右逢迎，而遗老新贵也愿意不失时机露露脸，捞得点儿什么。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新露头角的名流，身份日高的戏剧演员，新旧社会两间不可少的画家，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石工诸人题写的招牌应运而生。不过也有地方性，如在上海又常见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题写的招牌……

　　商承老问沈从老：“您看现在呢？”他说：“听你们讲，时下广州也是能恭喜发财就上上第一吧？”我插了一句：“广东省长叶选平的颜体书法也不错。趁热吃点心！”忙把话岔开。

　　附带再说一句：事后我还真的把《门边议“官书”大招牌》一文写成，发在广东书法家协会的豪华书法杂志《书艺》创刊号上。还写了《沈从文“格”招牌》一文，发在《南方日报·海风》上，还得了奖。

　　作者：苏晨

　　苏晨，散文家、出版人，著有《天南地北》等，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