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镇真迹只有三幅半

　　吴镇的《石竹图》，徐小虎认为这幅画符合每一条吴镇山水画的特征。

　　《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是徐小虎1984年至1987年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对“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作品进行了重鉴。徐小虎的结论是颠覆性的，所以争议也特别大。她认为，在传世的吴镇50多幅画作里，只有三幅半是吴镇的真迹。它们分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桧图》、《渔父意图》、《中山图》和《石竹图》。《中山图》由于是一幅大画的残卷，加起来只算作三幅半。

　　南都：你是用什么方法找到吴镇的真迹的？

　　徐小虎：每一个时代的作品都有自己的时代风格，要找吴镇的真迹，首先要找元代的时代风格。这件事情以前是没人做的。我先把宋朝和明朝一些典型的画作摆出来(可是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也是个问题)，元朝是从宋过渡到明的阶段，元代画风有点像南宋，也有点像明初。在这个对照之下，我预设了什么是元朝的风格。

　　接着，我从五十多张吴镇的画里寻找有元朝风格的山水画，概括这些山水画的特征。又阅读了一些离吴镇在世时间不太远的人写的题跋、赋诗、记录等，这些人可能真的见过吴镇的画作。记录表明吴镇的作品比较湿润、高远、运笔简率、不太具有线条性等。带着这些信息，再来看有元朝风格的画作里有没有符合吴镇特色的画作，于是就找到了那三幅半真迹。

　　南都：接下来你又做了什么？

　　徐小虎：慢慢地我再推断赝品的时代，但那也是不够精确的。比如我认为某张画像沈周，但几年后我研究沈周的时候发现，当年用的沈周的画作本身也是仿本，所以作为仿本的仿本，时代又推后了一百年。现在看起来，《被遗忘的真迹》里所用的明代绘画都是赝品。

　　吴镇的《秋山图》和《囊琴怀鹤图》，我认为是元朝的仿本。《清江春晓图》的构图完全是元朝的，但笔墨却是明朝的、现代的。《仿荆浩渔父乐图卷》和《柳宗元撰渔父图卷》，与大师面貌相去甚远，是十五世纪后期的制伪者肆意捏造的变形之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墨竹谱》，实则出自清初的仿制工厂，充满了写错的字、盖错的图章，却荒谬地被认为是吴镇最伟大的“标准件”，代表了元朝的文人精神。

　　我并没有把断代这件事做得很彻底，只是呼吁大家开始使用这个方法，我们把赝品排列起来，分成不同的结构，再来看这些结构是如何一代代演变的。

　　南都：你在《被遗忘的真迹》里认为，古代书画的赝品在审美和学术研究上都具有珍贵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说？

　　徐小虎：在别的国家，收藏史比较短，我们的收藏史比较长，赝品也特别多。我们华夏人的收藏，不是因为真正爱这个东西、某个美丽的书或画来收藏她，而是因为有名来收藏它。收藏的是有名的东西，而不是可爱的东西，所以，中国赝品、仿作特别多。

　　既然在中国艺术史收藏里，留下来的书画绝大部分是赝品，如果我们把赝品扔掉，请问我们的文化遗产到哪里去了呢。这些赝品都是一代代被爱，被视之为真迹的东西，所以我在书上说它们获得了“真迹的功能”。所以在中国艺术史里头，不同于国外，赝品是很大的宝贝，而且它们很多是头等的东西。所以，在发现它不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之后，我们的责任是去考证各个赝品是出于什么时代。那么这样我们排列起来，就能了解中国的书画史。

　　南都：为什么在中国，大师留下来的赝品总是多于真迹？

　　徐小虎：中国书画的消失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收藏家不把艺术作为自己爱的东西，而是作为投资的东西，作为一种财产。在时局动荡、收藏家逃难的时候，这些资财，有时带，有时不带。就说董源吧，他是南唐李后主宫廷里的北苑副使，假设十世纪的时候，董源的画本来也就只有一千多张，再假设每一代都在做董源的假画。如果十世纪有一万张董源作品留下来，过了一百年以后只剩下五千张，再过一百年后只剩下了两千张，几百年以后，就大概没有什么真迹了。

　　中国人会丢掉、毁灭、损失他们的收藏，因为他们不小心，也不那么爱他们的收藏。另一方面，他们一直贪，一直要古人的东西。此外，一直有工厂、有画匠来把同样的几个有名的古人的东西反复画出来。那么，过一两百年之后，什么东西比较多呢，当然就是最新的赝品，往下就是比较新的赝品，比如数量最多的是清朝的沈周，接下来就是明末的沈周。那么，每一个书画大师流传下来的书画里头，赝品就比真迹的数量多得多。

　　南都：你曾经说过，有时候赝品比真迹更受欢迎。为什么？

　　徐小虎：一旦画太老了，观众就不会喜欢。假如画是比较新的，离观众的时代比较近，观众就会觉得比较亲切、容易了解。这是真实的状况。

　　故宫工作人员、大学教授选大师真迹出来展览的时候，常常倾向于选赝品而不选真迹。比如马远的儿子马麟，有一张真迹《芳春雨霁》是从来不会被选的，策展人选的都是明代晚期(仿制)的作品，比如《静听松风》等。《静听松风》是张很美的大画，可它根本不是南宋的，而是明末清初的东西。它的品质很好，但它不是来自宋朝。

　　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的唐僧怀素的《自叙帖》，可以证明不是唐朝的书法。因为隋朝没有这种东西，唐朝以后也没有这种东西，这种用笔的方法要到明代中叶才出现。此外，《自叙帖》的语言夸张、自得，不是一个僧人的口吻。但它并不表示这个作品不好，只是它不是唐朝的而已。那我们非要它是唐朝才说它好吗？我们崇奉的价值在哪儿呢？我们要的只是名字和时代。

　　南都：《宣和画谱》和《石渠宝笈》这两本图录一向被鉴定界视为宝典，你认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

　　徐小虎：《宣和画谱》里著录的东西不会比1124年、1125年晚，即便号称是唐朝的褚遂良也不会晚于徽宗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当然，我们现在也能做出书里写的东西，要是技艺高超的话，还可以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变”出来。

　　乾隆的收藏相比而言要富庶很多。里头的赝品也不可胜数。在乾隆皇帝的《石渠宝笈初编》里，所有作品不会晚于1736年。是哪个皇帝做的，就不会晚于那个时代。这也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不会看画的学生，就应该做这种研究，看《石渠宝笈》觉得哪些东西好，宣和时代觉得哪个东西好，它们又是怎么排列的，这些都是很有趣的课题。它们告诉我们各个时代的心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