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的花瓶

　　用瓶插花古已有之，且插花之器也颇考究。明张德谦《瓶花谱》(美术丛书本)“品瓶”条云唐以前专尚铜尊、、觚、壶，其后则多用瓷。有关花瓶的使用与造型，在考古所见的实物及图籍的材料中又以宋、金、元时期居多。

　　可定为花瓶的绝对可靠的图像与实物例证，在宋有甘肃镇原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雕砖墓雕砖内容所见供插花的花瓶一个，其造型为喇叭口、长颈、溜肩、鼓腹、下腹内束、喇叭形圈足。在金有安徽萧县白土窑址采集到的“皇统元年(1141年)”白釉残瓷瓶一件，瓶腹刻“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奉本寺”三行22字，瓶足横刻“时皇统元年三月二日造”一行10字，从残器看其造型则弧肩膀、鼓腹、下腹束收、喇叭形圈足以凸棱为饰；另河南焦作电厂发现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壁画墓西北壁壁画中绘有一插花花瓶，其形为长喇叭口呈五瓣状、长直颈、圆弧肩膀、鼓圆腹、下腹束收较急、大喇叭形圈子足。而同形制的、宋淳十一年(1251年)铭白地黑花长颈瓶一枚，现藏英国苏赛克斯大学，造型为花瓣状喇口、长直弧肩、圆鼓腹、下腹斜长并束收、矮圈足，肩腹部饰折枝花纹，是目前所知该类瓶中纪年最晚的一件。这些材料中不仅有插花用的实物图像，更有皇统元年白釉瓷瓶上的“花瓶”自铭，让我们确凿地知道这类造型的长颈瓶在当时原本就是供插花摆设用的。同时这几件实例的纪年时序不惟给我们提供了宋金时期花瓶的基本形制，进而也让我们知道自宋而

　　金这类花瓶的演变序列与规律：在形制上它们以喇叭口、长颈、鼓圆腹为特征，在演进序列上由一般的平喇叭口变成花瓣状喇叭口是其最明显处。如此，一条关于古代花瓶的线索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再校以时当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发掘材料，前述宋、金时期的几件花瓶均能在窑址材料中找到同形器：《观台磁州窑址》所定9型1式白釉瓶与甘肃镇原宣和五年雕砖墓雕案中用来插花的花瓶造型相同，9型2式白釉瓶的腹、足部造型则与萧县白土窑址采集到的皇统元年铭花瓶相近，10型白釉瓶则与河南焦作电厂壁画墓所见的插队花花瓶图案相同，而11型3式白釉瓶在造型上又与传世之淳十一年白地黑花长颈瓶略同。而11型1式、11型2式瓶白釉瓶均《观台磁州窑址》一书所定第二期典型器物，10型、11型3式白釉瓶又皆《观台磁州窑址》所定第三期之典型器物。该书之第二期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从宋神宗熙宁年间到哲宗元符年间(熙宁元年至元符三年)”，“后段的时代是12世纪前半叶，包括北宋末的徽、钦两朝到金初海陵王朝以前(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至金熙宗皇统八年)”；该书之第三期“是金代中后期，从金海陵王朝到蒙古军队攻占磁州窑所在地——彰德府的金宣宗兴定三年(天德元年，1149年至1219年)”。又，11型3式白釉瓶虽被定为第三期典型器物，但与之相近的淳十一年白地黑花长颈瓶的下限已入该书所定的第四期前段“即金宣宗兴定四年到元成宗大德年间(1210年—大德十一年，1307年)”，这或可说明11型3式白釉瓶的生产下限也许能延伸到元朝早中期。此仅就一处窑址所见材料排比、对照，已得知上揭宋金时期形制略异的花瓶在磁州窑观台窑场一直在适时地进行生产。若再推及全国其他窑场，这类花瓶的生产便可想而知了。另《燕闲清赏录》引《西湖志》云“高宗幸张浚，其所进御物有白玻璃元盘、玻璃花瓶、玻璃枕、玛瑙物二十件？?”。与前述合校，不仅可知当日花瓶自宫廷而民间之使用的普及，同时也得知当时除瓷质的花瓷外还有玻璃地的花瓶。

　　再看同时期的梅瓶，它们虽然和花瓶同时存在，但其间的差异不仅在造型迥然显现，而且文献、铭记和图像等方面也显示这二者是用途各异、互不兼容的两种器类。可见，最起码到纪年材料显示的、花瓶存在的最下限——南宋淳十一年(1251年)，花瓶和梅瓶在使用方在还没有走到一起，也就是说二者仍是并行发展的两种器类。

　　从盛酒到插花的梅瓶

　　中国古代的插花工艺到明代已极为考究，这除了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外，诸博雅君子著书立说把插花艺术上升到理论高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著者当首推屠隆的《山斋清供笺》、袁宏道的《瓶史》、张德谦的《瓶花谱》、文震亨的《长物志》等书。这四书记插花虽各有长短，内容也多雷同且不免抄袭之嫌，但品花、论瓶、详述插花之法则乃诸君子均极着力处。

　　《山斋清供笺》“瓶花”条：“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瓶忌有环、忌成对，忌小口瓮瘦足药坛，忌用葫芦瓶。忌装彩雕花架，忌香烟灯煤熏触，忌油手拈弄，忌猫鼠伤残，忌井水贮瓶、味咸不宜于花。夜则须见天日。忌以插花之水入口，惟梅花、海堂二种，其毒尤甚，须防之”。

　　《瓶花谱》共有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八条。其中“品瓶”条云：“几插贮花须先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铜磁而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大都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铜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曰觚、曰壶，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合宜”；“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中妙品，次则小蓍草瓶、纸锤瓶、圆素瓶、鹅颈壁瓶皆可供插花之用。余如暗花茄袋葫芦样、细口扁肚瘦足药坛等瓶，俱不入清供”；“古铜壶、龙泉、均州瓶有极高大二三尺者，别无可用，冬日投以硫磺，斫大枝梅花插供亦得”。“插贮”条述插花之法曰：“折得花枝急须插入小口瓶中，紧紧塞之，勿泄其气，则可玩数日”。

　　《瓶史》一书分上下两卷共十三个细条，依次为：瓶花之宜、瓶花之忌、瓶花之法、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崇、洗沐、使令、好事。其“器具”载：“大抵斋瓶宜小，而矮铜如花觚、铜斛尊、方汉壶、素温壶、扁壶，窑器如纸锤、鹅颈、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减小方入清供。??然形自花大小，如牡丹、勺药、莲花形质既大，不在此限”。

　　《长物志》卷二“瓶花”条：“堂供必高瓶大枝方快人意。忌繁杂如缚，忌花瘦于瓶，忌香烟灯煤熏触，忌油手拈弄，忌井水贮瓶、味咸不宜于花，忌以插花水入口、梅花秋海棠二种其毒尤甚。冬月入硫磺于瓶中，则不冻”；四谱所记在强调花、瓶搭配比例的同时，都以书斋和堂厦为界把供插花的器具分为两类，并一再强调“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而根据他们的叙述，被列入大枝的花卉有梅花、牡丹、勺药、莲花等品种。再据其所说大瓶的标准——“古铜壶、龙泉、均州瓶有极高大二三尺者，别无可用，冬日投以硫磺，斫大枝梅花插供亦得”，可知供插大枝的这种“高瓶”应高二、三尺。又诸君子所定插花与保鲜的要领是“折得枝花急须插入小口瓶中，紧紧塞之，勿泄其气，则可玩数日”。寻宋以来直至今日所见容器类的造型，只有大型的梅瓶适合以上或铜或瓷的质地、高二三尺、小口三条标准。于是，原本为酒器的梅瓶又成了插花的器具，这一点当和尊、、觚、壶等“古人原用贮酒”的古铜器一样，“今取以插花，极似合宜”。于是，梅瓶在其传统的贮酒功用外，又多了供插花的新用途。“梅瓶”一名的得来，原因也正在此。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明代是梅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表现在梅瓶的形制上至此已完全程式化，可以说是梅瓶形制演进史的终结时期；而见之于用途，作为的传统贮酒器具明代的梅瓶已演变为“酒瓶”、“瓶”并成为衡定酒之多少的标准量器，同时又被明之文人雅士当作堂厦插摆大枝花卉的器具而有了新的用途；就器类性质看，斯时的梅瓶在传统的实用器外，又多了摆设观赏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