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友的质疑，故宫回应说官网公布照片并非受损宋瓷，绝不存在文物掉包或赝品之说。当时故宫官方网站提供的“故宫藏品信息”中，唯一一张名为“哥窑青釉葵瓣口盘”的宋代藏品图片，并非此次被压碎的瓷器。

　　故宫藏品中，同一名称的瓷器不止一件，且用不同的编号表示，每一件物品尽管“大名”一样，但其形状、外观略有差别。故宫通过央视向社会公布的图片，才是此次真正受损的哥窑瓷器。

　　到底被毁坏的是哪件文物，最后在人们的质疑中不了了之，对于损坏文物的工作人员，故宫只是表示会给予处分，具体什么处分，故宫并没有细说。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承德外八庙案，肇事者也是内部工作人员。2002年10月28日，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来自内地的两件清代皇家文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件是清朝乾隆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另一件是清朝乾隆银坛城。

　　这两件拍品引起了一位北京客人的惊愕。拍卖会结束后，他就这两件文物跟北京方面进行了确认，结果发现这两件拍品原本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并且从文物去向登记上看，它们已于1972年前后调拨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

　　外八庙的文物怎么会出现在香港拍卖会上？在对承德外八庙进行一系列调查后，确认外八庙文物管理处保卫部主任系作案嫌疑人，并且其在担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副主任、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共窃取承德市外八庙馆藏文物259件。

　　除此以外，办案人员还意外地发现外八庙库存的文物中竟有数十件为赝品。最终这位监守自盗的外八庙文物管理处保卫部主任获判死刑。此案被盗文物之多，规格之高为建国以来罕见，案情错综诡异，被视为中国文物界的“第一大案”

　　从这一系列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故宫在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号称“京城第一保卫处”的故宫安保体系极其严密，号称“内外监控无盲点”，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却被一个自称“临时起意的游客”破解，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对监控器问题，故宫方面并没有透露更多情节。有专家认为故宫2011年的失窃案很“离奇”，他分析，窃贼作案前，应当是先切断了电源，致使监控室没有监控到情况变化。但试想一下，故宫监控器的电源是能随便切断的？切断后监控室的人会没有发觉？一个临时起意的人能对故宫的情况如此了解？

　　至于被毁坏的文物，故宫对外宣称会积极对其进行修复，但常识告诉我们，即使依靠先进的科技可以让这些被毁坏的文物重新粘合，它也只是一件“仿制品”，其文物价值已经不能与原件同日而语。就像王菲和谢霆锋，一个嫁了一圈，一个娶了一圈，最后又走到了一起，破镜难圆，错过的缘分，还能跟以前那般幸福么？

　　承德外八庙文物盗窃案看似偶发，实有其必然性，如果不是香港的那场拍卖会，不是恰好有熟知故宫藏品的专家到场，可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再回到“公地悲剧”的例子，由于公共草场没有人维护，放牧羊群数量没有人监管，造成了悲剧的发生。后来将草场私有化，分给每个放牧人，才解决了问题。

　　“公地悲剧”说明，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将导致资源过度使用。“公地悲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会让人运用各种手段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

　　由于国有产权的虚置和模糊，国有企业成为众人的“公地”，于是资产流失的“悲剧”随之发生。

　　故宫是国有资产，文化部、文物局、旅游局等机关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对其进行监管，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让故宫的资产监管比较混乱。具体表现为监督管理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集经营者和监督者于一身，不能统一监管全部国有资产；对于故宫的经营活动的决策过程缺乏监管，随意性较大，财务制度缺乏透明。这些给故宫的管理带来了真空，在给人们寻租空间的同时，也让故宫的文物面临着管理风险。

　　就像故宫的房间，到过故宫的人可能会有印象，到现在为止故宫的不少房屋还是不对外开放的，何故？没有修缮。抛开其他，故宫每年光门票收入就达几亿元，却未在基本的修缮上投足资金，这跟故宫的收支管理混乱不能没有关系。　　“公地悲剧”牵扯到制度经济学概念。制度经济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国有资产可以无偿划拨，另一个是权利受到监督，给你机会的时候不给你能力。古时候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一个人管不过来，他就将管理权力交给了太监，但是他给太监权利的时候并不给太监能力(以免祸患乱后宫)。

　　如果管理缺位，给予权利的时候也给予了能力，权利不受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利，就像让猫看着鱼，让狗看着肉，肯定看不住。

　　由于缺乏监督，有人盗窃故宫就可能有人盗窃地方文物馆，故宫工作人员不小心毁坏文物，各地方文物保护单位也会有同类事故的风险，承德外八庙内部工作人员敢打划拨文物的主意其他地方不能保证就没有。

　　这样算来，故宫到底有多少文物，还可能真是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