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题跋

《民族风情人物十屏》局部

　　806 黄胄 民族风情人物十屏 纸本设色 镜心　备注：萧平题　尺寸：95×45×10cm 约3.8平尺(每幅)　估价：咨询价" />　　806 黄胄 民族风情人物十屏 纸本设色 镜心　备注：萧平题　尺寸：95×45×10cm 约3.8平尺(每幅)　估价：咨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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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胄《民族风情人物十屏》作品考析

　　清华大学艺术史博士 许万里

　　著名国画大师黄胄先生，早年师从“长安画派”代表画家赵望云。他对这位学生的艺术生命影响至深的是师徒1948年一起到大西北写生。新疆的民族风情、黄泛区的人民苦难，拨动了黄胄的艺术之弦，从此开始了他以边疆少数民族人物风情为特征的人物创作之路。1949年，随着黄胄入伍到西北军区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多年来戎马天山南北，足迹长城内外。常到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等地区速写。这幅黄胄先生的《人物十条屏》就是这类风格和主题的代表作品。本文从风格、主题、画家创作背景及历史情境等方面做简要介绍。

　　回顾中国近现代艺术史，艺术家“到民间去”、到边疆去的写生有两股热潮：一是3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深入，许多画家前往大西北、大西南写生，留下了很多表现边远地区和民族风貌的优秀作品；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很多画院、美协画家响应政府号召，去描绘边疆少数民族的人物风情。从源头回溯，这些艺术思潮都受到了上世纪初期社会和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到民间社会，到乡村去成为当时很多知识青年的共识。“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可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源头大抵有三：一是由民间歌谣研究而兴起的民俗调查活动；另一源头则来自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民粹经验，由李大钊首先介绍并号召青年到农村去，而中国共产党部分演讲团团员开始投身政治化的农民运动；第三个源头是由推行民众教育进而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为首者晏阳初和梁漱溟在1929年、1931年先后深入乡间，选择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进行实验。这三股思潮纷沓而至，交相汇聚，形成二三十年代“到民间去”的洪流。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抗战爆发，在当时画家的成长过程中，巨大的社会变动对其艺术思想形成产生了具体的影响，也是最终使他们决定走向边疆地区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和现实因素。抗战的爆发，迫使中国的文化中心西迁，这也为画家们到达西部进行探索制造了客观上的契机。

　　黄胄先生跟从赵望云在边疆地区所做的艺术考察和实践，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而很多画家同样的创作，也受到了二十世纪初西学的影响。尤其是知识界兴起的民族志调查。一些通俗画报杂志开始刊载描绘少数民族生活图像的作品和介绍他们的生活习惯及节庆。对日抗战开始后，中国的西部成为政府的新重心，民族学的研究也突飞猛进，少数民族的文物亦成为展览的重点。曾赴欧留学的西画家们随着他们所任教的美术学校逃难迁徙到中国的西部，使得他们有机会实地观察云贵川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透过西方训练中的写生要求，边地人民的生活成为入画的题材。

　　令人深思的是，这些画家在选择有异于内地和西方的边疆民族题材时，不仅是单纯的表达写生概念、一昧的仿效西方画坛，而是将表达的语言转换，以新的视角来解读少数民族的形象，掺入审美观、中西艺术融合、政治立场等因素。从时空背景的转移中，艺术家的原创意图方才显现。

　　在黄胄笔下，少数民族人们的生产、劳动、歌舞，学文化以及战士巡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生活交融等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不胜枚举。他画人物，不是画孤立的人物，不是简单的人物相加组合，更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画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为了生活中的美好理想而积极的在画着客观世界的活生生人物。他认为：“在生活中起草稿，在生活中练功夫，在生活中寻找技巧，个人风格自然可以形成。这不同于为了追求某种风格而生搬硬套。”他认为不从生活出发，单单只看一些照片或者随意拼凑，就忙着去搞创作，这样的效果必然不好。他的画从不拘泥一个题材，他自述：“中国好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思想踏实，哪儿都不错。戈壁有戈壁的情调，西双版纳有它的味道，江南有江南的特色。画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他的画极注重造型，线条粗犷、遒劲、气势磅礴。笔墨淋漓尽致。他所画的人物大有狂放原野的情怀和鲜活的个性，一扫传统中国人物画的旧风。最具风情的是那些边疆少女，西方绘画的色彩块面与东方柔美流畅的线条相交融，使他的绘画充满了灵性和神秘的遐思。画家吸取的不单单是画面的形式语言，而是其内在的精神的内核，这一切都和他的师从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有紧密的关系。

　　在这幅《人物十条屏》中，画家采用了人物屏风这一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形式。它是画家凭借自己对某一事物的深刻认知和理解，从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表现同一题材内容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画条屏画难度非常大，它不是简单的并列，需要画家不仅有高超的画艺，还需有丰富的知识阅历、文化修养，能够巧妙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笔墨语言，表现出相近而不雷同的内容和画面，使多幅画组合在一起，没有简单重复，只有自然和谐。给人以统一的充满和谐旋律的美。画中人物取材自西北新疆维族与西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少女，在画面中将远离千里的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人物不再是古人文人画家笔下羸弱似林黛玉一般千人一面的仕女图，而是用丰富多样的笔墨塑造出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不同特点的景物。西北凛冽风中的苍茫戈壁走来的是头上戴着厚厚头巾和花帽的维族女性，西南烟雨飘渺中若隐若现的是在秀润水乡沐浴，展露曲线美的亚热带雨林的少女。大漠驼铃声声和清澈溪水汩汩交相辉映。两者虽身在远方，但心灵对望。将不同地域和文化习惯反映的人物习俗、服饰、景物的特色统一在一个画面中，符合了画前题跋中“西南西北共一家，民族风情美如斯”的主题。

　　这幅人物画作品创作于1988年，在他艺术生涯中处于第二个高峰期，就是七八十年代。1977年，他先后创作了《松鹰图》、《百驴图》等作品，这些画作都是些规模很大的巨制，代表了当时中国画的新成就，充分而细致的表现出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奋发昂扬、积极乐观、团结祥和的精神面貌。很多巨构都具有里程碑性的深刻意义。恢弘的场景，生动的人物形象，重彩与水墨写意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都是他在这个时期里创作语言丰富的让释和证明。在这一时期里，他再次到作为他的艺术生活基地的新疆地区写生，再次进入新祖的黄胃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创作的热情，依然拖着病体坚持到一些高原地区寻找灵感并收获良多。这一次他又画了大量的写生作品，奇迹般的实现了创作生涯中的又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