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李光耀先生谢世，举世的政要人物给他的评价之高是罕见的。从政治智慧与言论清晰这两方面衡量，李氏达到的境界是我这个老人家平生仅见。是奇迹，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在世界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国家。

　　人口五百多万，面积只有香港的六成多，毫无矿物，但人均收入达六万多美元，是很不容易的成就了。新加坡靠地理与海港的优势，为马来西亚与东南亚一带服务来赚取他们的可观人均收入。其实在地理形势的相对上狮城比不上香港。后者的经济，在回归前优于狮城，今天却给比下去了。以人均收入看今天香港比新加坡低了美元一万。北京善待香港优于马来西亚善待狮城。要解释为何香港节节败退不容易，但我在一九九六年底就白纸黑字地推断了这个今天大家见到的效果。(不知是谁最近把我昔日替香港把脉的言论再整理，打进网上去，两家在内地的大学以为是我最近才说的，邀请我去讲话，我无以为应！我今天对香港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翻身不会太难，但各方利益所在，不说为妙。)

　　李光耀是个凭政治智慧而集中于搞好一个小经济的人。他也信奉优生之说。以数钞票来衡量成败，从新加坡面对的局限看，我们要站起来。李氏对言论自由的约束，尤其是学术言论的约束，可能比中国为甚。多年前我跟那里掌管大学的人士倾谈过，以经济学为例，大学可教的内容约束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听到过：教授竟然没有选择课本的自由，而题材什么可教什么不可教当时我懒得听下去。新加坡的大学显然不是要搞什么思想创作，而是要集中于训练或培养市场有价的“工程师”。不知今天他们怎样处理，但不久前听到，那里的大学从美国聘请初出道的助理教授，薪酬比香港的高出很多——只是听到，没有考证。新加坡的琐碎管制多得离奇，是否可取见仁见智。例如一九九二年他们立下法例，举国禁吃香口胶，十年后惹来国际政治的麻烦让我发表同学们读得开心的《香口胶的故事》。又例如那里的汽车、三轮车、行人等可走的路的时间约束变化多，使我想到做新加坡人要有很好的记忆力(一笑)。鬼子佬有一句戏言，称新加坡为afine city——fine者，罚款也！

　　大约三十年前，北京一些朋友说他们考虑搞新加坡模式，问我意见。我说千万不可，因为李光耀当时正在推行的仿佛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但中国的局限大为不同，不需要那样做。那时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听过赫胥黎，而我只是依稀地觉得李大师搞的有点像该美丽新世界，不好多说。

　　今天回顾，李光耀选走的路不一定错。这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小国，位于政局历来不稳定的地区，集中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不应该反对。这方面李大师办得近于奇迹地好。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寿命逾八十四岁。

　　相比之下，中国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厚度冠于人类，经济发展是不应该集中在物质享受那方面的。两个原因。其一是我曾经在《收入与成本》分析过的《圣经》描述的伊甸园的经济，虽属虚构，但描述的有说服力。在该园内，亚当与夏娃享受着的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价，所以国民收入是零，其经济增长率永远是零。在那样的地方说什么国民收入，论什么经济增长，是发神经。

　　这就带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方面。中国面对的局限当然不是伊甸园——除了印度，中国可能是离开伊甸园最远的地方。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彩多姿，大可享受，而除非你要亲自收藏一些文物，享受中国的文化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伊甸园，只有消费者盈余，没有市价。从自己的文化或文物榨取的庞大收入可没有算进今天乱算一通的国民收入中。发掘古文化或文物所获的其实也是国民收入的增长，但官方的数字可没有算进去。午夜思回，有时我觉得北京是过于重视从西方引进的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

　　二○○六年我为文建议北京尽早打开秦始皇的陵墓，好让中国的国民收入跳升一点。读者哗然，赞同者无数，可惜北京置若罔闻。今天老人家对中国的文化多认识一点，认为武则天的乾陵远比始皇陵墓重要。打开乾陵，门票人民币一万不少人会排队，代表着国民收入跳升；不收门票炎黄子孙就变作阿当与夏娃，获取的消费者盈余会远高于门票的收入，但国民收入不会算进去。

　　不久前对一位朋友说我相当肯定，唐太宗以“一字千金”收购的数千张右军墨宝，包括《兰亭》，应该全部慎重地放进了乾陵。这是因为王羲之在生时非常大名，“一纸黄庭换白鹅”是当时举国皆知的典故，但为什么一纸真迹也没有传世呢？太宗当年请人双钩的羲之作品今天有八张传世之多。一张真迹也没有显然因为太宗集中收藏。太宗自己的书法写得好，他的儿子高宗的书法更好，而武则天是个才女。这三个权倾天下的人是书法迷，集中地收藏了羲之的字，极端慎重地保护，应该是我们今天不见一纸真迹的原因。据说乾陵没有被盗过。集中地慎重收藏可以有毁尸灭迹的效果，中外皆然，我为这个有趣的现象考查很久了。

　　同学们要选择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六万多美元呢？还是人均收入三万加上可以享受中国的文化？我自己会毫不犹疑地选后者。因为局限的约束，前者我们不容易达到。后者呢？我认为只要北京懂得怎样处理，达到不需要二十年。我远没有林毅夫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保八二十年——那么乐观，但算进中国的文化宝藏，我却又比他乐观了。我只是恐怕北京不懂得怎样做。

　　无可置疑，中国今后的发展要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才会有大成。这里我说的是科学，不是科技。当今之世，要搞起科学，没有一个优良的大学制度是难以成事的。

　　我们不用水晶球也可以断言，由于中国的崛起，中、西双方大事结合是早晚的事。从历史回顾那方面衡量，中国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是炎黄子孙的一个障碍，但我认为长远一点看，这大事结合中国是占了优势的。我们有两方面的优势。其一是在文化上的结合我们是占了很大的优势，而科学的结合不可以没有文化结合的支持。今天，懂英文的中国同学远比懂中文的西方学子多，而我们欣赏西方的艺术远比西方欣赏我们的艺术来得有深度。别的不说，今天中国有三位弹西方古典音乐的钢琴演奏青年，在西方走红，其中一位名叫王羽佳的女孩子，对西方古典乐曲的阐释达到了顶级水平。在钢琴技术上弹得神乎其技的中国青年远不止三个，但在西方古典音乐的阐释上王羽佳是达到了西方品尝者要求的最高水平，而她只有二十多岁。

　　反过来，我们没有见过一个西方人可以写中国的诗词，或画国画，或弹古筝，或唱京曲，而可以达到师级的水平。西方漠视中国的文化或艺术是漠视得太久、太久了。他们今天要付一点代价。

　　第二方面中国占优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因为越战而引起的学生运动与反权威，使美国的大学运作一直在走下坡。今天更不妙，西方的大学经费不足，研究金的短缺导致一些生物学者考虑申请到中国来。再者，若干年前美国的大学取消教授退休的龄限，我的一些旧同事教到八十多岁，这使不少后起之秀不能在大学找到安定的教职。

　　我们不要幸灾乐祸。西方发展得好对中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的。然而，目前的国际局限说，中国要搞起学术，今天从西方招兵买马是远为容易了。尤其是在生物与生化这些方面，近十年很多中国学子在西方学得好，只是他们不满意中国本土的大学制度，不愿意回归。北京需要怎么办过后我会用心地细说。另一方面，尽管大家听到的负面评价还是有增无减，我个人的感受是北京知道现有的大学制度需要改进，年多来我也确实见到一些明显的改进。

　　回头说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科学结合发展这个大前提，能先把中西双方的文化结合是非常重要的起步。这文化上的结合中方显然比西方发展得有看头。不好说但也要说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远比中方对西方的歧视来得严重。长远地看，我恐怕西方的国家会因为这种无聊的意识而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中国的崛起，我认为中、西双方的文化结合是二十一世纪的必然趋势。中方目前占了先机是好现象。一不做，二不休，我认为今天在中国的大学要推行双语授课，即是老师可选用中语或英语。当然，有些科目是不要用英语授课的。这里要注意的，是“结合”与“混合”是两回事。结合可取，混合则是大忌。后者可例举香港一些大学见到的现象，教师授课以中文与英文混合起来，不伦不类，属什么文化只有天晓得。有人说这种令人尴尬的文化是香港文化，但我认为是百鸟归巢，不可取。日本就因为这种不可取的混合而把自己的文字搞得一团糟。我认为日本在文字上的发展困难源于在早期他们用中国的汉字，但有足够掌握汉字的学者不足，发展下去是把一些西方字以日语谐音写出来。另一方面，因为语法的问题，同样的表达，用日语比用中文多出很多字数！

　　把不同的语文混合使用带来的祸害不单是日文发展那样的不幸。混合的文字不可能写出有文采，文字上的艺术因而不容易发展起来。我们要知道文字的发展要讲数以千年计的时日，牵涉到的能人异士无数。我曾经说胡适等人引进西方的标点与分句、分段的写法是好的，但引进西方的文法却是劣着。可幸中国的文字是有着非常精彩的传统，参与发展的天才无数，所以到今天西方的文法还不能打进上佳的中语文章去。论平仄，讲长短句的优美文字，是不应该让西方的文法左右的。今天，因为电脑可以打中文字——比打英文字还要快——从任何角度看中文也是人类的上佳语文。有时我自己引以为傲：昔日多用英文下笔时我可以写出施蒂格勒大赞文采的文章，但我没有见过一个老外能用中文下笔而让我大赞其文采的。

　　不管怎样说，我认为中国的学生一定要学好英文。其他的西方语文可以不学，但英文一定要。太多的西方重要论著是英文的，或有很好的英译，但上佳的中文翻译很少见。这里的问题是英文不容易学。英文无疑是上佳文字，但字汇多，动词变化过于复杂，难学得好——我自己少写几年下笔时就感到沙石多。中、英二文皆上乘文字，可惜二者的差别很大。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学英文的方法》，据说今天在网上流传甚广，希望同学们能参考该文。

　　转到科学那边，我说的主要是那些有公理性的、需要以事实验证的那种。不是所有科学都是公理性的。我说历史上中国没有一个科学传统是指有公理性、需要验证的那类。今天要急起直追，我认为大学从本科起所有学生都要学一些关于验证科学的方法。不要教得深，浅释是容易教也容易学的。同类，我认为中国的所有大学生应该修一科“符号逻辑”(SymbolicLogic)。也不要教得深。记得老师阿尔钦曾经对我说：“如果有两个青年找工作，要我选择，这两个的其他水平一样，只是一个读过符号逻辑，另一个没有，我一定选前者。”科学方法或符号逻辑对所有学子都重要，而对中国的学子是格外重要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喜欢讲仁义道德，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今天我们在网上读到的争论没有几个懂得科学辩证的方法。不按着逻辑与验证的方法讨论，吵一百年也吵不出什么来。

　　逻辑哲学与科学方法可以是非常湛深的学问，但除非是求专业，我反对同学们向逻辑的深处钻。正确地知道大概足够。有一本不深的书，不知有没有中译，同学们能读懂开头几十页就可以达到我说的起码要求。那是CarlHempel写的《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我深信，如果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成功地与西方的科学传统结合，人类的智慧会显示着前所未见的光辉。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