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近年来已在全国成为一个持续升温的热词。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故宫到去年底已开发出8683件文化产品，去年上半年文创产品销售额就达到7亿元人民币，利润近8000万元。

　　博物馆与文创产业进行对接，还存在哪些门槛？博物馆的文物资源要真正为公众共享，还有多长的转型之路要走？

　　2000余家博物馆热衷文创

　　过去说起“博物馆”，人们总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收藏与展示文物的地方。然而，各大博物馆近年推出的一系列令人“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正在推翻这种多年以来的成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早已有口皆碑。该院曾以康熙御批手迹为素材，创作了“朕知道了”创意纸胶带，并迅速在两岸走红。北京故宫博物院也不甘人后。造型奇特的“朝珠耳机”、“顶戴花翎官帽伞”、“尚方宝剑圆珠笔”等相继问世，深受广大网友好评。走进千家万户的文创产品，无形中正在组成一座“流动的故宫”、“可带走的故宫”。

　　目前，全国约有250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正研发文创产品。不过，有专家指出，尽管文创产业蔚然成风，在目前进行文创研发的遗址博物馆中，盈利的还不到一成。

　　“有些文创产品反响很大，但经济效益有限，叫好不叫座。”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协文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邵峰坦言。

　　文创“卖萌”会否消解文化价值

　　从“朕知道了”纸胶带，到“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人们不禁要问，博物馆是否从此走上“卖萌”之路？

　　单霁翔近日作出澄清：媒体宣传较多的是“萌萌哒”系列产品，仅占故宫文创产品的5%。原本“高高在上”的馆藏文物，之所以“走出深宫”卖萌，初衷是为了让故宫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印记，并对他们未来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在文创产业中广泛应用，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不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文儒却认为，文化创意不应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处理上：“比如，在《清明上河图》里让河水流起来、让小鸟叫上几声，这样的文化创意里面的文化附加值还不够。”“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博物馆展览或文创的目的在于公众教育，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艺术品的内涵，而不是通过噱头取悦观众。”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点评称。

　　去年“双十一”日销超过5万册的《故宫日历(2016年)》，或许能为未来文创产品的方向带来启迪：这块厚重的“红砖头”，不但以精致的装帧吸引观众的眼球，日历内文对文物与艺术知识的详实介绍同样引人入胜。看来，即使没有“卖萌”，传统文化同样可以凭借“内涵”走近读者，重焕生机。

　　博物馆的活力在于与公众接触

　　让人“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的出现，只是博物馆与文创产业接触的开端。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结合，还意味着博物馆行业正在走上一条转型之路：博物馆不再只是收藏与展示文物的场所，它还要为当代的文化创新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和素材。

　　博物馆的文创元素往往来自博物馆的藏品。而博物馆藏品的产权归属，也成为业内最为关注的问题。李文儒则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北京故宫180万件馆藏文物都应无条件让公众共享：“文物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关键不在乎它们放在哪里、由谁保管，而在乎谁保管得更好、如何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才是文化的本质。”

　　使用馆藏资源进行商业性的文创开发，又是否牵涉到产权问题？黄斌向记者介绍，目前，瑞士、台湾地区都有博物馆将数据库无偿向文创企业开放：“博物馆还鼓励使用者开发新的产品，供市民评审，获奖的产品还会予以鼓励，博物馆与文创企业共同开发、共同创收。”

　　“其实，博物馆的资源越是开放，它们的‘造血’能力也就越强，文创开发的空间也就越大。”黄斌认为，文物本身就是博物馆最大的本钱，而传播知识就是博物馆存在的目的，无须过分担心版权问题。“公众越了解真迹在哪里，对博物馆就越有利。同样的，文创产品也不可能脱离博物馆而存在：如果公众不了解文物藏品，文创产品本身很难被市场接受。”

　　今年初，中国国家博物馆继续迈出开放藏品资源的重要一步：打造“中国文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该平台将向全社会公开馆藏可授权文物的设计版权，通过确权和授权吸引设计师和投资人。“要实现知识共享、产权共享、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还需要文创团体与博物馆一同进行探索。”胡小宇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