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石雕

　　在巍巍太行山的中段，有一个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的地方——曲阳。曲阳因位于北岳恒山之阳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曲阳西接巍巍太行山脉，东连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北依五岳之一的恒山(主峰大茂山)，南有沙河、滱水，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曲阳县城南部10公里处有座黄山，盛产白色大理石，石质洁白莹润、纯净细腻，既易受刀，又耐风化，是绝佳的雕刻用材。聪明而勤劳的曲阳人充分利用了这种上天赐予的宝贵资源，他们用石头来建造房屋，营构陵墓，树碑架桥，雕刻俑像。据《曲阳县志》记载：“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

　　曲阳人雕刻石头的历史源远流长，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5件汉白玉石俑(图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曲阳石雕。这些石俑均呈跪坐姿态，穿交领右衽衣，双手下垂拢于腹前，它们的五官、衣纹雕刻得都非常简单，但气韵生动、朴实自然，充分体现了汉代石雕依石拟型、古拙质朴的时代特点。这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在曲阳就已有了石雕艺术。

　　北魏晚期，曲阳人开始用汉白玉大理石雕刻佛像。东魏北齐时期，由于高氏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佛教势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仅当时的国都邺城一地就有佛寺4000余所，僧尼近8万人，北齐时期，全境僧尼数量约有200万人。曲阳由于拥有良好的雕刻石材和世代相传的优秀技艺，加上地近京城的便利条件，因而迅速发展为佛教造像的雕刻中心。在河北的定州、正定、蒿城、邺城、南宫以及山东无棣、山西的五台山等地均曾发现不少精美的曲阳白石造像。这些造像普遍运用了圆雕、镂雕、高浮雕、巨雕、描金彩绘等技法，艺术水平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北朝时期，曲阳的佛教造像多为背屏式造像，在背光上部雕飞天、宝塔纹饰，在长方形基座上浮雕双狮、双力士、莲花童子托举博山香炉，是东魏北齐时期曲阳造像最突出的特色。这尊释迦牟尼说法像的背屏由四株菩提树交叉缠绕而成，枝叶间透雕着灵动的飞天，手持华绳，上方倒悬着一条昂扬舒展、遒劲有力的神龙。主尊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两侧各有弟子、辟支佛和菩萨端立于翔龙口吐的莲台上，似在聆听佛法。背屏主尊背面菩提树上浮雕有九尊化佛，下方有禅定佛和随侍弟子。基座正面浮雕荷叶衬托的博山香炉、双狮、力士和莲柱，侧面浮雕神龙，背面浮雕珠、象、风、山、狮、树、鱼、鸟八方神王。这件造像雕工精细，装饰华丽、玲珑剔透，是北齐石雕艺术的代表佳作(图二)。

　　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在佛像上进行彩绘妆銮是一件改不可少的事情。白石相比其青石而言，更宜彩绘。洁白莹润的佛像再经敷彩描金，更显得庄严华贵。这件白石彩绘观音立像，头戴宝冠，面相圆润。头光以金线勾出双层圆环，背光以金线分为内外两区。外区饰红、金两色火焰纹，项圈、璎珞、腕钏全部涂金。内着红边掩腋衣，外披覆座长衣，衣上装饰金彩圆点。长方形底座平面用金、红双线勾边，座角饰墨彩花朵，正面浮雕双狮和博山炉，宝炉在红色火焰中闪烁金光。鲜艳瑰丽的色彩与洁白如玉的白石相互辉映，光彩绚烂。现存各博物馆中的曲阳造像绝大多数彩绘都已经脱落了，已经很难看到其本来面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图三)。

　　这件北齐白石圆雕菩萨像舒眉秀目，高鼻，小口，双唇上残留的朱红彩绘依然艳丽如新，仿佛现代少女涂抹的唇膏(图四)。她的双臂曲肘上举于颈右侧，双手合什作祈祷状，神态雅静祥和。身体稍弯，跷足立于莲花台座上。整个形象动静合一，和谐匀称。虽历时千余年，仍有着令人倾倒的魅力。

　　公元586年，隋文帝杨坚改曲阳县为石邑县，这一举动表明曲阳石刻中心的地位已经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隋代，曲阳人已经能够雕刻巨型佛像了，大英博物馆中就收藏有出自曲阳县韩崔村崇光寺的一尊高5.78米的隋代阿弥陀佛大像。到了唐代，巨型佛像的雕刻更加熟练，曲阳县城内的唐代祥定寺汉白玉大佛高达5.1米(图五)，西郭村清化寺唐代大立佛高达7米。这两尊佛像躯体宏伟，比例适度，线条流畅，刀艺精湛，气度恢弘，神态生动传神，实是难得的国之瑰宝。

　　唐代是曲阳佛像雕塑艺术发展的最高峰，丰满圆润，大气磅礴。这件唐代汉白玉胁侍菩萨像，身材修长，颈佩三层项圈，披帛至左胸挽结，下身着长裙，衣褶层叠，裙上挂满精美华丽的缨络，跣足立于仰莲台上，体态婀娜，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图六)。这尊唐代韩善行等五十人造佛坐像面容亲切，身躯丰满，衣纹疏朗，线条流畅，结跏趺坐于高束腰仰覆莲座上。佛像石质莹润，造型端正，雕饰精美，是唐代造像艺术中的极品之作(图七)。

　　陵墓雕刻自西汉以来就是曲阳石雕的重要题材。曲阳灵山镇五代时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中出土了武士门神、十二生肖、 散乐、奉侍等18块汉白玉石雕，弥足珍贵，充分展示了五代时期曲阳石雕的艺术风采。这件散乐浮雕表现的是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图中伎乐人物面相丰腴，仍存唐美人之余韵，上承唐代余韵，下启宋辽墓葬壁画散乐图像之先声(图八)。两尊武士浮雕原镶嵌于王处直墓甬道两侧，汉白玉石精雕敷彩而成。武士头戴金盔，身披战袍，束衣带甲，手握利剑。一位肩头盘卧昂扬矫健的青龙，脚下踩踏口衔莲花的糜鹿。另一位肩头栖立姿态优雅的凤鸟，脚下踩踏口衔莲花的神牛。武士神态威猛，刻工精细，色泽艳丽(图九)。

　　现存于正定天宁寺的巨型赑屓是中国最大的石赑屓，长8.4米，宽3.2米，重107吨，是五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所立功德碑的底座。安重荣因反叛后晋皇帝石敬塘兵败被杀，碑随之被毁。这件赑屓体型巨大，形神俱佳，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之瑰宝(图十)。

　　宋辽金时期，曲阳石雕的发展较为平缓。现存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宋代石雕须弥座座上有力士、伎乐、花鸟多种浮雕，繁缛细腻，生动传神(图十一)。自元以后，曲阳石雕的重心转向了建筑装饰领域。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七百余年，为曲阳石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元代时期，曲阳石匠名家辈出，涌现了杨琼、王浩、邸士亨等一大批名垂千古的艺术大家。曲阳北岳庙中藏有一通“大元朝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杨公”墓碑(图十二)。碑文记载：杨琼是曲阳县羊平村人，公元1260年，杨琼、王浩等大批曲阳工匠奉诏进京，营建大都。杨琼于赴京的路上，精心雕刻了一狮一鼎，忽必烈见后，非常高兴，称赞道：“此绝艺也！”随即传旨命他管领燕南各路石匠。自1261年至1276年，他负责了元大都、元上都两座都城的宫殿和城郭营建。公元1276年，皇城崇天门前准备建一周桥，唯有杨琼所绘设计图案最称帝心。周桥竣工后，忽必烈亲自前往验视，见此桥造型别致，做工精巧，大悦，立即赏赐给他黄金、美酒。《故宫遗录》载：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周桥下有四百石龙，擎载水中，甚壮。”故宫太和门外、武英殿东面的断虹桥(图十三)，就是杨琼所造“周桥”的一部分。现今故宫内外金水桥，也是仿照周桥而建的。

　　在元大都兴建时期，有许多曲阳的石匠在此成家立业，把根也扎在了大都。明清时期，又有大批的石匠参与北京的建设。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们不能明确地指出哪一件工程为曲阳人所为，但紫禁城、王府、寺观、园林、明清皇陵等重大石雕工程中，又有哪一个地方能少得了曲阳石工的身影呢？

　　清代是曲阳石雕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位于河北省易县的清西陵，到处都有精美的石雕，如华表、石像生、牌楼、桥梁等。泰陵大红门外有东、西、南三面各有一架五间六柱十一楼形制的石牌楼(图十四)，与北面的大红门合围成一个四合院式的空间，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三架牌楼均宽31.85米，高12.75米，采用木结构的手法雕刻楼脊、斗拱、额枋等，周身装饰有高浮雕的图案，巍峨高耸，精美典雅。泰陵华表的雕刻也非常精美(图十五)，华表周身浮雕朵朵云团，巨龙盘绕柱身扶摇而上，柱身底部雕有海浪巨岩，顶部龙首处东西向横插着镂雕的如意云板，其艺术水平可与故宫华表相媲美。石螭首虽是常见的建筑装饰物，但也雕刻的非常细腻传神。这件螭首怒目圆睁，牙齿交错，鬃发飞扬，鳞片如刀，气势逼人。

　　曲阳石雕工艺历两千年而不中断，至近现代更是推陈出新，大放异彩。如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艺术博览会上，曲阳世人刘普治选送的“仙鹤”、“干枝梅”荣获石雕行业最高奖项——银奖，自此“天下咸称曲阳石雕”；1926年至1931年，杨春元任总工程师，带领200余名曲阳工匠，建成了中国最美的牌楼——五台山龙泉寺汉白玉石牌楼(图十六)；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部分有8组10幅汉白玉浮雕，就是由刘润芳等100多名曲阳艺人历时3年完成的；广州市越秀山上那座高达11米的著名雕塑——“五羊”，是曲阳雕刻名家刘兰星、刘秉杰、曹邦玉、刘全林、刘凤海、冉文柱等人共同雕刻完成的。

　　“上到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要说打雕刻，人人有一手。”如今，曲阳县共有各类雕刻企业2300余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素有名望的工艺美术师就有数百人之多，产品远销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雕刻之乡。曲阳石雕的美名，也将在叮叮当当的锤钎声中延续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