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雄健宋婉约 玉器差异较大

　　尽管唐宋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都以崭新的面目示人，但张尉明确指出，两个时期的玉器风格差别很大，这跟时代背景直接相关。

　　唐代比较强盛，中外交流比较频繁，这种社会风貌赋予唐代艺术品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在玉器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宋王朝并未完全统一全国，北方有游牧民族不时侵扰，西夏、辽、金虎视眈眈，因此玉器在骨力方面比唐代玉器要弱一些。同时由于当时文化昌盛，文人士大夫引领社会风潮，玉器整体上也受到影响，比较细腻、内敛。“清代乾隆工是历代玉器工艺中最精细的，其次可能就是宋作工了。皮壳俏色巧雕的做法，虽然在商代就已出现，到了两宋以后，才大量出现，成为鉴赏当时玉器的一个参考标准，这也反映宋人崇尚自然，追求回归自然的意境。”

　　除了审美上的倾向，宋代文人士大夫也喜欢挥毫写字作画，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因此在宋代以后才多有出现。宋代文人士大夫还好古崇古，金石学风潮就肇始于宋代，在其推动下，也产生了仿古玉，为古代玉器增加了新的品类。像1952年安徽省休宁县朱唏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兽面纹玉卣，就是南宋时期仿古玉器中的代表作。“仿古玉从宋代开始到清朝，一直很兴盛，尤其是乾隆年间发展到顶峰，可见宋代文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艺术总是相通的，可以说，唐宋玉器在某种程度上跟唐诗宋词有着对应关系，唐诗的雄健和宋词的婉约，于玉器上有着实体化的展现。

　　唐宋上乘玉料罕见

　　出土小件作品较多

　　唐宋玉器彻底走下礼制神坛后，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似乎也渐渐失去。张尉表示，相对于金银器和瓷器来讲，唐宋玉器的生产规模和数量都不算太大。“唐代的金银器要比玉器发达，估计这和佛教的兴盛密切有关。金银是佛教信徒供奉佛祖的最高等级供品，法门寺发现的很多金银器，就是当时皇帝用于供奉佛祖的。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也就比较崇尚金银器。由此，玉器的主题图案、形式等有些也借鉴于金银器；宋代则是瓷器非常流行，五大名窑在当时就非常出名，宋徽宗对瓷器的热爱，也代代流传。所以宋代玉器的器型、纹饰有些亦受到瓷器影响。玉器在当时的典籍中记载也不多，因为它不像青铜器，历来就是国之重器，也不像书画一样，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在唐宋年间，玉器更多只是被作为工艺品看待，用于美化生活，重视程度不太够。”

　　当然，导致唐宋玉器质和量受到限制，还在于玉料来源的不稳定。“学术界基本已有共识，从汉代以后，玉料主要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玉。但直到乾隆年间，玉料进入中原都要通过贸易、进贡等方式，局限性比较大：首先是无法保证想要多少玉料就有多少玉料；其次也不能保证玉材的质量。所以我们看清代以前的玉器，很多玉料都不是很好。宋徽宗虽然也喜欢玉器，衣有玉束带，乐有玉磬，祭祀有玉圭、玉册，在内廷也专门设立了玉作坊，叫做‘文思院’。但他对这一爱好，无法像乾隆皇帝一样随心所欲，想要多少就直接颁布诏令让新疆地区的官员督运过来，再挑挑拣拣。”张尉说。

　　也因此，现在出土的唐宋玉器并不多，已知出土作品小件多，大件少。传世品数量相比较其他时代也不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