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的层次

　　“历史”一词的建构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二是“记录的历史”，三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惟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恋历史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返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再现那段历史。因此，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真实再现”一词值得我们重新斟酌。“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和回忆可靠吗？当事人的口述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有时也会存在问题。比如记忆本身的多寡、误记、有意掩盖和无意选择等；而且，当事人只是历史事件的部分经历者，任何当事人都不可能知道历史的全貌，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至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背景、原因，更难为每一位当事人所知晓。这样，当事人的口述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误差。如果若干或者一批当事人回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差别会更大。

　　旁观者呢？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吗？有时候恰恰是当事者清旁观者迷。因为当事者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事件的全过程。旁观者只凭自己的见闻了解历史事件，而获得见闻的五观常常会欺骗我们。并非所有眼见都是真实，并非所有耳闻都是真实。

　　史学家书写“记录的历史”，必然要对自己依据的文献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历史记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历史事件的本身太复杂，太庞杂；历史文献太复杂，太庞杂，没有选择就无法记写。更由于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本身必然受到种种制约。这种制约包括政治倾向、价值判断、逻辑鉴别、文艺修养、心理倾向、个人好恶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的详略和褒贬。

　　我们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到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是司马迁“记录的历史”。“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已经有了差距，至于这个差距有多大，我们已经无从考评了。有时候，“记录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竟然会截然相反。

　　就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重点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一事进行了回护，只是在个别叙述文字上透露了“真实的历史”的部分原貌。我们只有细心阅读文本，才能发现琴挑文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周密计划和安排的事件。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话，二是丑化。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个是才子，一个是才女；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二人的结合方式又是私奔。这些潜在的因素可以解读成一见钟情的自由爱情、不以贫富定终身的理想婚姻。

　　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大量的戏剧、小说演绎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说明此类故事塑造的卓文君的形象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但是，这些演绎都删掉了司马相如和王吉算计卓文君、卓王孙的相关情节，使得相如“琴挑”文君从“历史”演变成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解读的方法，不过它是一种极端的解读。

　　为什么这些远离了历史真实的故事能够如此受到追捧？

　　因为现实需要偶像。现实并不完美，现实本身具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偶像恰恰弥补了现实的不足。比如说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存在着太多的不足，因此人们特别需要有爱情与婚姻的偶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作为一对艺术偶像满足了广大百姓对理想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尽管这种理想只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的诉求。

　　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多义性。历史文献本身的多义性也为传播历史带来了神话与丑化的现实可能。特别是“文君夜奔”的多义性更加丰富：第一，浓烈的自由爱情与自由婚姻；第二，不以贫富论婚姻；第三，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第四，女儿的慧眼与父亲婚恋观的冲突等等。事件本身的多义性为“解读的历史”带来了两种倾向：批判琴挑和神话琴挑。

　　丑化和神化一样是对“记录的历史”的另类解读。出于某种现实诉求，传播的历史也会出现神化的反面——丑化。

　　从“历史”一词建构的四层意义来看，“接受的历史”是“历史”一词的终极意义。历代百姓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小说、戏剧知道了这个美丽的爱情“神话”。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沿习，今天我们如果讲出《史记》中记录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故事，反而会被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看成是有意翻案，刻意颠覆。

　　因此，从“接受的历史”看，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已经定型为民间流传的经典范式，按照“记录的历史”来传播这一故事，尽力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但不少观众、读者不愿接受，历代文人对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质疑更不为中国广大观众所知晓。

　　可见，人们“接受的历史”不一定是“记录的历史”，更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传播”。历代文人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很少为人所知，文艺作品(戏剧、小说)的阐释由于充满戏剧色彩，符合民族的审美需求，反而为多数百姓所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对历史的阐释有时会大大超过“历史”对历史的阐释。“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不一定会为人信服，“传播的历史”反倒大受追捧，某些曲意“传播的历史”甚至可以成为“接受的历史”的惟一模式！特别是当下，利用大众传媒的工具，电影、电视剧对历史的传播力量更为强大。

　　接受的历史”有很强的排他性。一种思维成为定式，一个故事成为模式，人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个故事的其他阐释。“记录的历史”与“接受的历史”的尖锐对立，恰恰说明“记录的历史”与“接受的历史”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

　　来源：此文首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原标题为《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中心》